平昌吴镇：为官清廉除旧弊
【字体：
大 中 小 】 【编辑日期：2015/11/17】 【作者：监察局】【阅读：】
水乡清吏吴镇
一、吴镇简介：
吴镇（1816～1899），字少岷，平昌县白衣镇人。幼端谨，有大志，好读书。稍长，一应童子试，即鄙弃之，专制举业。清道光乙未年（1835）以监生应顺天（北京）乡试挑取国史馆滕录，议叙盐大使。咸丰乙卯（1855）顺天乡试举人，补户部河南司员外郎。庚申（1860）会试恩科进士，选翰林院庶吉士授检讨。历任浙江、山东、广西道监察御史、刑科给事中、工科掌印给事中，巡视中城西城，充辛未（1871）会试同考官，赏戴花翎，特授陕西盐法道。光绪元年（1875），四川东乡（宣汉）县发生特大冤案。吴镇得后，为“东乡血案”事上。镇在御史任期，直言有声，不畏权贵，凡地方官吏为非作歹，贪污枉法，冤狱诉讼之事，必理个水落石出，方才善罢甘休。其刚正不阿，遇事放言，通理明达，尤善辩法，为中外官职咸服。光绪二十三年（1897），镇称病辞职，告老还乡，翌年病逝。着有《心一斋文集》和奏议稿若干卷。与呼延华国共修甘肃《狄道（临洮）州志》十六卷。
二、家规家训及其影响：
吴镇，平昌近现代社会贤达，博览群书，“思君子之九思，畏圣人之三畏，尤当不恤人言，以成人之美”，立身为人，人品、官品在朝野皆有口碑。吴镇撷取中华传统文化之精粹教育子弟和后人，研究中国传统核心文化和社会演变进程，如何把家族引向可持续发展，行正道造就良好的家风和族风，推及良好的社会风气，在他的教育和感召下吴氏家族及其乡邻俊才辈出。戊戌七君子之一的谭嗣同语：“三吴（镇为其一）蜀中三龙也，吴国有此等人才岂是亡国之象”。吴镇才华人品及影响可见一斑。
吴镇手书《文昌帝君蕉窗十则》
一、戒淫行
未见不可思，当见不可乱，既见不可忆。于处女、寡妇、尼僧尤宜慎。
二、戒恶意
勿藏险心，勿动妄想，勿记仇不释，勿见利而谋，勿见才而嫉。貌慈心狠者尤宜慎。
三、戒口过
勿谈闺阃，勿讦阴私，勿扬人短，勿设雌黄，勿造歌谣，勿毁圣贤。于尊亲死亡者尤宜慎。
四、戒旷功
勿早眠迟起，勿舍己芸人，勿为财奔驰，勿学为无益，勿见异思迁。身在心驰者尤宜慎。
五、戒废字
勿以旧书裹物糊窗，勿以废文烧茶拭桌，勿涂抹好书，勿滥写门壁，勿嚼诗稿，勿掷文尾于途间秽中尤宜慎。
六、敦人伦
父子主恩，尤当喻之以义；君臣主敬，尤当引之以道；兄弟相爱，尤当勉之以正；朋友有信，尤当劝之有成；夫妇相和，尤当敬而有别。
七、净心地
玩古训以惩心，坐静室以收心，寡酒色以清心，却私欲以养心，尤当悟至理以明心。
八、立人品
敏事慎言，志高身下，胆大心小，救今从古，弃邪归正，思君子之九思，畏圣人之三畏，尤当不恤人言，以成人之美。
九、慎交游
始终不怠，内外如一，贵贱不二，死生不异，功过相规，化夷惠而师仲尼，绝奸狂而交中正，尤当立身为万世法。
十、广教化
遇上等人说性理，遇平等人说因果。多刻善书，多讲善行，尤当攻邪崇正以卫吾道。
注：文昌帝君，又称梓潼帝君。元仁宗延佑三年(1316年)封梓潼神为“辅元开化文昌司禄宏仁帝君”。《明史．礼志》称，“梓潼帝君，姓张，名亚子，居蜀七曲山”。
三、铁面御史吴镇的故事
为官清廉除旧弊，百姓称作好循吏
吴镇长期在同治皇帝身边任给事中，既不恃宠骄横跋扈，又十分清正廉洁。吴镇有个好习惯，在朝堂上，该他说话时，侃侃而谈，用简短的语言，深刻剖析事理；下朝时，独自回府，不与人交谈，不议论朝政，更不议论他人的长短和是非；在家时，闭门谢客，或看书写字，或草拟诏书，终年不请客、不赴宴，也不收受礼物，家里陈设简单，生活也很朴素，即便是朋友到家，虽接待热情，招待却很清淡。他的廉洁和俭朴，朝廷上下尽人皆知。同治皇帝怜悯吴镇清廉，意欲给他一个“肥缺”，特任命他为陕西盐法道。那时国家主要税收是盐税、茶税等，当盐税官的确是一个升官发财的美差，别人求之不得。可是吴镇到任之后，对他在京城当官时的作风不改，力扫旧风，革除弊端，拒收贿赂，真是“苞苴（指贿赂）不敢到门”。那些想偷税漏税的贪赃枉法之徒，无机可乘，只好收敛自己的行为。吴镇在任盐法道三年，百姓受到实惠，而他的家资无增，家产未添，老百姓称他为好循吏。所谓循吏，是指遵纪守法、自身清廉、有政绩的官员。吴镇在任陕西盐法道时，重振盐务，严办私盐，取消一切浮费，不到一年积弊一清。当时陕西粮道卒于任上，按照旧例，粮道出缺，应由盐道兼代。而陕西粮道是个肥缺，富甲天下。当时粮道与陕西巡抚有交情，巡抚希望代理者能拿出些钱给原任，于是就让自己的亲信把这意思告诉吴镇。吴镇坦直回道：“朝廷职官代理有成例，在某道新殁，以寅僚之谊赙之可也，若谓出金钱以营斯缺，是铝穴隙之类，吾不为也。（朝廷职官代理，有成例在。粮道刚辞世，要是以同僚的关系送些钱慰问慰问是可以的。如果是拿金钱谋取这个官职，是小人干的勾当，我不干。）”
“东乡血案”奏朝廷，勇于为民鼓与呼
吴镇任御史时，正直敢言，在朝廷内外闻名。而且他还爱打抱不平，敢于越俎代庖，即使不在自己监察范围内，也要纠察参奏。“东乡血案”，不仅在《达县县志》有详细记载，而且吴镇写的奏文至今还保存在故宫博物院。光绪元年（1875年），四川东乡（今宣汉县）县民袁廷蛟因不堪赋税沉重，带领百姓抗粮。袁廷蛟聚众城外，声言要与官府算账。知县孙定扬向省告急，说老百姓要造反，望赶快派兵弹压。四川总督文格没有弄清事情的真相，就命李有衡派兵前往剿灭，结果在东乡大肆屠戮，无辜百姓惨遭不幸，各村各寨哀声一片。有人将此事上奏朝廷，四川总督为息事宁人，百般为下属辩解，仅仅将李有衡革职，民怨沸腾。此时正遇吴镇回家探亲，路过绥定听到此事，挺身而出，深入民间进行调查后，为“东乡血案”事上疏二本，如实将情况向朝廷上奏。不日，光绪皇帝即命因病在家休养的前两江总督李宗羲就近查明。光绪四年（1878年），李宗羲将调查结果上奏后，又有官员提出要复查。于是又派当时的国子监司业张之洞去查。回复后，朝廷派出钦差大臣恩承、童华到四川具体处理。结果将知县孙定扬、带兵的李有衡，均定为死罪，时任四川总督文格也被革职。光绪三年（1887年）继任的四川总督丁宝桢也因处理不力而受到降级的处分。前后经过五年时间，才最后定案。成为晚清的一大案件。为此，四川东乡为吴镇修建了功德庙——吴公祠。
吴镇在上奏“东乡血案”的同时，为了从根本上解决老百姓赋税沉重的问题，并附奏请革除川省各州县一切私派，以疏民困，奏上之后，得到朝廷认可，军机大臣抄录原片，交由四川总督严查。于是州、县夫马各局裁撤一空，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农民的赋税压力。20世纪60年代川剧界以“东乡事件”为背景、以吴镇为人物依据，写了《巴山秀才》剧本，搬上银幕，足见监察御史吴镇刚正不阿的精神流传之深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