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27日上午，由人民网、人民日报政治文化部、中共湛江纪委联合主办的“网络监督与制度创新”研讨会在湛江举行。中央党校政法部林喆指出，网络反腐是把“双刃剑”，既有有利的一面，也有有害的一面，关键是“度”的把握，因此必须将网络建设、网络反腐纳入法制化进程。

　　林喆首先列举了一些例子说明网络的重要性。2008年年末网上连续曝光几位“最牛”的局长：第一位是南京市江宁区房产局局长周久耕,对他成功的追击是“网民的胜利”。第二位是广州市卫生局副局长曾其毅，他在广州市政协分组讨论中关于“‘修’一个人花一两百元觉得贵，修一辆汽车零部件都要几千元就没人觉得贵”，“我走遍全世界，看病最不难是中国，看病最不贵是中国”的发言引起网民的反感；第三位是陕西乾县科技局局长王显亮，他在西北五省（区）党校研究生班陕西咸阳考区的考场上谩骂重申考场纪律的考区负责人摆架子，结果致使该考场考试时间延迟10多分钟，此举遭来众多指责。

　　这三位局长在网上曝光以后，被网民进行了“人肉搜索”，一时间网络反腐映入人们的眼帘，这些事件的曝光和有一些局长的落马体现了他们对于底层百姓困境的无视或轻视，对于中央“以人为本”执政理念和体察民情要求的背离，必然为百姓所反感并受到社会各界的批评。所以，出现网民参与政治生活的热情和智慧。它们与在网络上反腐败的其他形式相结合，被统称为“网络反腐”。

　　林喆指出，“网络反腐”，是近些年来兴起的一种网上廉政建设的方式和行为，它指的是借助网络平台进行反腐败的形式，它因表达或举报渠道的不通畅而存在。随着计算机和互联网在社会中的普及，借助网络高科技的便捷、传播范围宽阔、覆盖面极大和成本较低的特点来进行反腐败，它的积极意义是显而易见的：它已成为民众参与廉政建设的一种途径。

　　从性质上看，目前网络反腐已成为公民实现参政权的形式之一。参政权是我国公民基本人权，存在基石之一就是公民自治的理念，在我们国家公民自治的实现主要是通过这样几种方式实现：一个代议制，即通过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政体形式来体现广大劳动人民的根本意志，公民通过自己依法选举出的代表组成的国家机关来表达自己的意愿，达到间接管理国家的目的。由于人民代表大会是最能代表公意的地方，这使得选举权和被选举权成为公民参与国家生活所享有的政治权利中的首要权利。二是基层民主自治，即在基层社会生活中发展人民的直接民主，社区中的居民委员会、乡村中的村民委员会；三是公共空间的意见交换，即公民通过报刊、杂志、电视、网络等媒体表达和交换意见，通过网络汇集网民的草根智慧，形成普遍的民意，形成某种压力集团，参与和影响国家生活。网络反腐在目前反腐败斗争中发挥着很大的作用。近几年与民间反腐网站的不懈努力不无关系，使一些贪官落马。比如湖南郴州群蛀案的暴露都和网络反腐有关。

　　林喆强调，我们还应该看到网络反腐本身是一把双刃剑，在有积极意义的同时可能危机公民、集体的权益和国家安全。最近一个女孩子被曝光为某一高官的“二奶”，这个女孩子说，“我认识最大的官员只不过是我们小区的物业主任，我跟什么官员有什么联系？”而且这个官员也很紧张，说我的儿子的人身受到了攻击，他说，“网络太可怕了。”

　　所以网络有很巨大杀伤力，主要是网络反腐的述职反腐期。我们看哪些是网络反腐的主体：专家学者、纪检人员、民间反腐人士，他们在网络反腐中是很重要的生力军。二是受腐败损害、侵害的百姓，他们在举报无门时自己在网站发贴子，揭露腐败的人和事，很勇敢。三是网上的“散兵游勇”，他们具有热情、爱憎分明、痛恨腐败，一旦看到对“贪官”的追逐，便会参与进来，积极追逐。这类人常常成为“网络反腐”的重要主体，只要理性在握，能够充分展现“网络反腐”的威力；四是网上“愤青”，也称“四仇人员”（仇富、仇官、仇名、仇共），对于一个网络的正常运行来讲，这是最可怕、最具有杀伤力的网民群体。

　　近年来网络反腐聚集了不同类别的网民群体，这便使得网络反腐具有“双刃剑”的作用。比如在上述事件中一度盛行的“人肉搜索”方式，且不说这一方式易于“打草惊蛇”，就其本身涉嫌“有罪推定”的做法，一旦把握不好“度”，就易侵犯公民的隐私权，并可能伤及无辜。

　　他指出，为了避免“网络反腐”的消极面，有关方面采取了积极的措施，将它纳入法治的轨道。比如，据《法制日报》报道，湖南省株洲市纪委、市监察局出台《关于建立网络反腐倡廉工作机制的暂行办法》。他们采取了很多的做法，都是要把网络反腐纳入到法制的轨道上来。随着网络反腐败、法制化建设的完善，像很多专家说得那样，网络反腐将成为制度反腐重要形式之一，或者是补充，在反腐败建设、廉政建设中发挥更大的作用。网络建设、网络反腐纳入法制化进程的建设中，实际上是提高我们网民公民意识，提高网民法制意识的举措，也是它的一个建设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