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退居二线”的检察官带着3名现职领导,成功揪出了义乌市多年未见的贪污腐败串案,这对一个仅有13名从事反贪工作干警的检察院来说,不能不说是件令人兴奋的事。
义乌市检察院有关负责人说,这得益于该院反贪机动大队的成立以及“组阁制”运作模式的推行。
近一年来,新模式使义务市检察院反贪干警队伍的业务能力大大增强。仅今年1至8月,该院反贪受案数就同比翻了三番。反贪已经成为该院检务工作中的“拳头”业务。
在反贪警力严重不足、反贪工作近年来一直处于各项工作中相对弱势地位的情况下,义乌市检察院如何摆脱了反贪“短腿”现象?“组阁制”模式到底是怎样运作的呢?近日,记者赶赴义乌作了实地调查。
浙江省义乌市某商城建设指挥部工程科科长杨德木因受贿15万元落网;紧接着,寺后盛村干部楼燕林因行贿被“拔出萝卜带出泥”。最后,受贿六十余万元的稠城镇干部刘锦良也难逃法网……近日,这一贪污腐败串案的成功侦破令义乌市人民检察院上上下下兴奋不已。
记者了解到,具体负责侦办此案的4名干警,除了主审检察官何冬生是义乌市检察院反贪局退居二线的干部以外,其余3名干警均不是反贪局的人员,他们分别是义乌市检察院侦查监督科副科长杨均琪、公诉科副科长王陆阅和公诉科主诉检察官黄惠芳,3人既是何冬生的徒弟,又是现职领导。接到侦办此案的任务后,何冬生毫不犹豫地挑中了这3位徒弟,“组阁”成一个临时办案小组。
事实证明,这个临时组阁的办案小组战斗力的确很强。
打破部门格局 “组阁制”模式解决缺人难题
反贪办案的“组阁”运作模式源于去年年底义乌市检察院组建的反贪机动大队。
“组建这个反贪机动大队也是当时形势所迫。”义乌市检察院检察长翁跃强对记者说,近几年,义乌市检察院的整体工作上去了,惟独反贪工作进展缓慢,甚至拉了后腿。而反贪工作又恰恰是检察机关的拳头,“拳头不硬,容易招来老百姓对检察工作的质疑,直接影响检察机关的社会威信”。
于是,从去年年底开始,分析反贪工作低迷的原因并提出相应对策,成为义乌市检察院领导层的首要任务。
情况很快汇总上来:义乌市近年来经济发展迅速,城市规模不断扩大,反贪任务日益艰巨而反贪警力却严重不足,反贪局总共只有13名干警。
“缺警力就要想办法向别的地方要警力,怎么要?我们想到了在全院范围内打破部门格局,组建一支反贪机动大队。”义乌市检察院反贪局局长金智法说。
参加反贪机动大队的人员要求政治素养好、原则性强、社会关系比较单一,并且具有一定的侦查经验和培养潜力。
经过严格筛选,四十多名干警成了反贪机动大队的队员,大队长则由翁跃强检察长亲自担任。
反贪机动大队一成立就有人提出,全院这么多人参加反贪机动大队,会不会影响其他检务工作呢?
其实,这种担忧义乌市检察院的领导层早已充分考虑过了。
翁跃强说,反贪工作的特点是平时排摸线索时相对比较空,一旦正式上案后,就人手不够。“所以,我们要求机动大队的队员平时恪尽职守,做好本职工作,一旦上案后其手头工作由所在部门一把手统一协调,本人则无条件服从反贪工作的统一调配。”
反贪机动大队成立后,如何统一协调运作才能让这支队伍充满战斗力成了当务之急。在这种背景下,“组阁制”运作模式应运而生。
练成检务“拳头” 反贪受案数同比翻三番
“今年以来,反贪工作已经真正成为我院的‘拳头’业务,在各项检务工作中脱颖而出。”翁跃强并不是夸口,他给记者拿出了一组颇有说服力的数据。
据统计,今年1至8月,义乌市检察院反贪受案数为13件23人,同比翻了三番。其中包括原城西街道干部吴璀深受贿100万元一案,另外还有50万元以上受贿案件两件、20万元以上受贿案件3件。通过纠正违法安置土地、追回赃款等为国家挽回经济损失共计3700余万元。
“反贪受案数大幅上升取决于两大原因:线索源不断增多和侦查能力的不断加强。”翁跃强说。
据介绍,反贪机动大队的40名队员每人每年都有一条线索任务。考核使得干警各尽所能,拓宽渠道,寻找线索。
这些线索汇总后,经过统一评估,有价值的线索将被指派给机动大队的主干队员,由他们担任主办检察官,并随案临时“组阁”办案小组。
“以前办案都是反贪局几个人‘拉郎配’式的组合,一来人力资源缺乏,能力参差不齐;二来多种因素影响配合默契程度,给办案带来困难。成立了反贪机动大队后,人员组合进一步优化,办案积极性和效率大大提高。”
主办检察官何冬生深有感触。
在这一模式的支撑下,很多反贪要案从主办检察官到办案人员,统统都来自各个职能部门,临时组建成一个“草台班子”。
“然而,偏偏就是这种‘草台班子’具有强有力的战斗力,他们侦查谋略多,办案手段丰富,有些硬骨头硬是被他们生生地啃下了。同时,我们反贪局十多个干警的压力也一下子增大了,如果再不开足马力,提升自己的办案水平,脸上无光不用说,说不定哪天这个饭碗就要丢了。”反贪局局长金智法说。
一个好的人力运作模式背后必须得有一套科学的考核奖惩机制,“组阁制”办案模式也不例外。
据了解,义乌市检察院的考核机制以实绩考核为主要导向,业绩考核分占40%,干警测评占30%,其他方面考核占30%。机动大队的队员不但可以把反贪办案作为彰显实力的一面镜子,同时还可以把工作量折算成业绩分数并入本部门考核。年底,院里将每个干警的业绩考核分数按名次张榜公示,接受全院干警监督。
“这样的考核就像一条鞭子,时刻鞭策着干警加强学习,提高自身能力,也便于大家更加深刻地认识到反贪工作对于每位干警的重要性。”翁跃强说。
突破原有架构 “组阁”模式实现检务一体化
目前,我国基层检察院反贪力量缺乏已经成为普遍现象,浙江省人民检察院一位负责人分析了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
一是全国至今还没有一个院校专门培养反贪侦查人才,而是靠检察机关自身培养和积累建立反贪自侦队伍。如此,培养一个成熟的人才至少需要七八年时间,周期较长;
二是反贪自侦人才由于受到提拔瓶颈的限制,不可避免地面临人才流失。反贪局相关职务岗位少,很多干警在反贪岗位上工作多年并做出突出成绩后,无法提职,这些人中很多将面临换岗提拔。在这种情况下,很多反贪自侦人才看似提拔了,但对于侦查工作来说却是流失了一个业务熟练的反贪干警。
“义乌市检察院反贪机动大队和‘组阁’运作模式是实现检察、侦查一体化的成功范本。”在义乌市检察院调研时浙江省检察院的这位负责人这样指出。
这位负责人认为,在目前无法大幅增加反贪干警人员编制的情况下,惟有打破原先单一的反贪侦查架构,整合内部有效资源,变单兵作战的小侦查格局为全院一体化的大侦查格局。这样做,不但能优化资源配置,还能培养青年干警一岗多职、一职多能的作战能力。
从“拉郎配”到“组阁制”的跨越
退居二线,原本是“没有工作激情,得过且过,等待退休”的代名词。以退居二线的身份去指挥现职领导干工作,更让人不可思议。但义乌市检察院反贪局主审检察官何冬生做到了,他以“组阁”的形式拉上3名现职副科长,以师傅的身份带着这3名早已出师的徒弟,一举破获了一个当地多年未见的贪腐串案。
以往,办反贪案子的干警少,有了线索就指定几名干警侦办,这种“拉郎配”式的人资配置难以形成合力,甚至有时侯会出现相互拖后腿的情况,影响办案效果。正因为此,多年来,反贪“短腿”现象成为一些基层检察机关的心病。
而义乌市检察院通过“组阁制”运作模式实现了优势互补、强强联合,不到一年,反贪业务就比往年翻了三番。
分析义乌的作法,我们不难发现,“组阁制”人资配置革新的功效是明显的。 (余东明 王胜明 俞正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