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志新是香港廉政公署里最资深的职员，31年廉署职业生涯，见证了廉署辉煌的成长过程；他也是香港预防贪污工作的权威人士，从防止贪污处处长到社区关系处处长，职责没离开过防贪。9月30日是陈志新上班的最后一天，他邀请人民网记者作独家访问，回顾和总结自己在廉署的岁月。

　　“我的名片有效期还有不到12个小时。”上午11点，我们的采访从见面开始就非常愉快轻松。香港是全世界第一个实施预防贪污工作的地方，在陈志新加入廉署之初，有人问他，贪污真的是可以预防么？“当时我没法回答，因为大家都没有什么概念。但到了今天，我可以很肯定地说，贪污是可以预防的，至少从香港的经验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

　　3000多宗审查，数万条“法定”建议　政府“有规有矩”

　　“1974年4月廉署成立，1977年我加入廉署后，便一直在防贪处，直到去年才调任社区关系处。”陈志新笑谈，自己都60多了，在廉署可能再也找不到像他这样老资格的职员了。成立伊始，廉署便下设三个处：执行处、防止贪污处和社区关系处，这一架构延续至今。执行处的职责是出现贪污去查处，依据《防止贪污贿赂条例》执法；防贪处的职责是防患于未然，主要是审查政府及商业机构的工作程序，堵塞潜在的贪污漏洞；社区关系处则是教育市民有关贪污的危害。

　　“所以，从77年开始，已经是‘三管齐下’打击贪污。”说起廉署，陈志新非常自豪。他说，香港是全世界第一个地方搞防贪的，70年代有很多地方都反贪，你贪污我抓你，但从管理角度预防贪污，香港做得最早，30年来的经验表明，我们投放资源搞防贪，很值得。作为一个独立机关打击贪污，需要“三管齐下”的策略，不能单单靠抓人，这样没有长远效应。

　　廉署成立之初，政府贪污严重，香港市民跟政府打交道办事，很多时候都需要花钱。因此，防止贪污首先从政府和公营部门入手。“那时，大家对防贪没什么概念。我们研究了很久，觉得要防就要从源头治理，系统地去做，那么我们的工作首先就是做审查，包括政府工作程序。”

　　陈志新举例说，比如市民学车考牌拿驾照，考官的权力很大，70年代，你要考到驾照就要给钱，差不多每个人都知道，你要给500块。我们审查后发现，考牌过程中，驾校会跟考官联络，说这是我的学员，你让他通过，我给你500块。为什么他们能找到主考官，因为这是一早就安排好了。我们于是就建议，不能预先公开考场的考官名单。以后，每天考官们去哪里主考，由抽签决定，谁去油麻地、谁去湾仔，在严肃考场纪律后，行贿考官的现象就很少了。还有，政府给茶餐厅发牌，当初一般两三年都拿不到牌照，因为卫生、防火、屋宇安全等都需要通过检查，为了快些检查，很多都要给钱。后来，我们就建议，有关部门应该集中一起“一站式”办公，到现在快了很多，一般6个月就可以拿到。我还希望能更快一些，但相关工作需要花费时间，我们又建议政府发临时牌照，只要符合主体要求，就可以先行开业，其他的慢慢来。过程简化了，贪污机会也少了。

　　“执法部门、牌照管理、政府采购、政府工程是贪污高风险领域，也是我们防贪的重点”，陈志新说，从70年代到现在廉署一共做了3000多宗审查，他们检查政府工作程序，之后提出建议，减少贪污机会。平均每个报告7、8条建议，加起来有数万条建议，超过90%建议在一年之内落实。

　　陈志新强调，很重要的一点，是《廉署条例》就赋予其法定权利，廉署防贪处有权要求任何一个政府工作人员提供其工作文件和账户，他们提出的建议也有法律效力，政府部门必须落实。

　　9月23日，国际反贪污组织“透明国际”公布了2008年全球国家或地区清廉指数排名。香港在全球180个国家或地区中排名第12，位列全球最廉洁地区之列。“到现在，香港政府的行政上了轨道，公平、公正、公开，我们说是‘有轨有矩’，这当中防贪处的贡献很大。”陈志新说，我们的建议改善了他们程序，也改善了有关指令、规条。
   
    从投诉的7成到3成　公务员诚信问责

　　做好公务员管理，特别是诚信管理，是预防贪污的另一个重要方面。陈志新看来，做审查，提建议，形成各部门的制度、指令，这些相当于系统的“硬件”，有了“硬件”还须“软件”配合，就是人的工作。

　　“我们的策略，是要部门担起责任，防贪也是部门的责任，他们要确保自上而下的防贪策略。廉署当顾问，问责在你。”陈志新强调，若部门出现重大贪污事件，首长一定要负责。从80年开始廉署就确立了这个方向。

　　要让首长问责，没有“首长的首长”支持是不行的。廉署的这一方向得到当时港英政府高层的大力支持。政府给各部门首长发出的指令称，“防止贪污是部门的责任，你要好好配合廉署防贪处，他们会给你们提建议，但你们要确保落实这些建议”。

　　因此，在“软件”方面，廉署要求每个政府部门都成立“防止贪污工作小组”，部门首长当主席，廉署高层定期跟他们开会，确定近期重点审查的方面；同时每个部门都设有一位“诚信主任”，由副职首长担任，其职责就是搞好部门诚信意识培训。

　　公务员的诚信管理非常重要。陈志新认为，任何制度，假如前线职员刻意逃避，都会找到漏洞的。举例说，10多年前的寮屋管理，规定不能在郊区随便建寮屋，政策非常清楚。但前线职员两人一组去巡查，视而不见或者偷懒不查，制度再完善都很难完全预防这样的事情。这时就要靠教育，教育前线人员，并解释法律要求。

　　当然，按照廉署有关规定，一旦接到投诉或者了解到有公务员钻制度漏洞进行贪污，廉署将展开调查，并提交律政司，直至提出检控。而且，不论金额大小，即使贪污1元，也可能被检控。

　　70年代时，香港公务员贪污问题严重，到80年代至90年代已改善很多。“现在我可以讲，香港公务员贪污的问题不严重。当然不是说公务员没有贪污，我们每年会收到约3000个投诉，其中涉及公务员的大约30%。每年查处检控约300宗个案，当中只有几十个属公务员。这个比例跟70年代不同，当时70%以上是对公务员的投诉。”

    廉署7%资源用于防贪　防贪工作将一直做下去

　　预防贪污有没有做完的时候？陈志新认为，随着时代的发展，政府公共行政管理的内容也在不断变化。预防的工作不会停下来。“比如10年前我们没有这么多资助机构，也没有现在的重大工程，我们的挑战和重点会不断变化，但需要我们去做的地方一定不会少。”

　　陈志新说，总体上，政府防贪工作的硬件方面已经做得很好。近几年香港市民担心的也不再是政府的程序。老百姓担心的是，公务员会不会滥权，给自己拿利益，所以，利益冲突的管理非常重要。其实，很多时候并不是真的有冲突，但老百姓看起来有，“这样做可能有问题”就不行，我们现在的重点就是要处理好这样的问题，确保公务员执行公权力时不会有个人利益，要让老百姓知道你做事没有私心。

　　“要做好预防工作其实也很难，在某种程度上说是一种艺术。因为审查一个工作程序，你什么建议都可以提，但有些可能会导致程序复杂化，延误政府行政，降低效率。”陈志新如此体会防贪工作：去找出问题还算容易，但要提建议就要达成一个平衡，在起到防贪效果的同时，平衡部门角度、百姓诉求。

　　在陈志新看来，防贪与效率实际上并不冲突，很多时候就是因为效率不高才给贪污造成机会。有人说“腐败是审查出来的”，这句话很有道理，不管什么都要政府审查，效率不高，还会导致腐败。但另一方面，为了防贪，什么事情都要首长同意、签字，自然又会影响效率。“所以，我们的信念，除了确保公平、公正、公开这‘三公’外，还要加一个，简化程序，减少官僚。减少‘官僚’是我们的一个重要课题。”

　　防贪处聘用专业人士当审查主任，包括工程师、会计师等。“因为你不找专业人士不能找出问题。我们对职员的要求很高，有组长、助理处长、我当处长时每个审查报告都看，还有一个独立的委员会审查。”陈志新说，廉署要求审查主任一定要找出问题来，假如找不出问题，执行处随后去抓人了，他们就“很没有面子”。

　　“从制度源头上对政府、公务员防贪，加上公务员的诚信管理，防贪一定有作用。”对此，陈志新充满信心。

　　香港是成功的，但也有成功的条件。陈志新认为，一些大的地方比如内地，工作的难度要大得多。我们一般官员工作地点都比较近，半个多小时你就可以去看到，在内地就不行。“我跟内地同行说，我们面对的问题都差不多，都是城市管理，香港是这样、深圳、北京也一样，城市管理一定有发牌、采购、工程等，大家都明白这些领域应该如何做。所以有很大的空间去合作交流。”

　　今年初，廉署与国家监察部在深圳举行了一个工程管理方面防贪的内地、香港和澳门的三地研讨会，分享案例经验。“我们认为工程方面防贪，从招标开始，标书清楚，过程保密；评标标准要在招标之前确立，不能开标后才公布。”

　　廉署之所以能在香港取得巨大成功。陈志新认为，最重要是政府有防贪决心，对反贪防贪在政治上、法律上提供充分保证，还有每年7个亿的资源。另一个重要原因是得到老百姓的支持。“每年我们都委托做独立机构作调查，每年的调查都显示，超过99%的市民都支持我们的工作，这对我们的鼓舞很大。”他说，现在市民对贪污的容忍度非常低，市民不行贿，有人贪污他们就举报，这个很重要。

　　在廉署的资源分配上，70%以上放在调查执法上，剩余的20%多投入防贪和教育，拥有60个职员的防贪处占7%。陈志新认为这个比例很合适，贪污行为都是秘密进行的，侦查的难度很大，有些案件甚至查了1、2年还在查，所以，主要资源理应用于执法。

　　香港经过了静默的革命，70年代市民经历一个贪污横行的时代，那时候病了上医院，要一杯开水，也要交红包。消防员救火也是先拿钱。警队也非常贪污。市民也不喜欢贪污，但没有办法，就接受了贪污是生活一部分的现实。“我们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