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南方都市报》3月11日报道，在今年的全国两会上，不少代表提出疑问:为什么有些受贿数额很大、群众反映强烈的贪官，却没有被判处死刑立即执行？

　　最高法院新闻发言人说，从过去和现在的审判实践看，人民法院审判的贪污、贿赂犯罪案件中，一些犯罪分子被依法判处了死刑立即执行，也有一些受贿数额很大的贪官没有被判处死刑立即执行。是否判处死刑立即执行，人民法院必须严格依照刑法规定。我国刑法第48条规定:“死刑只适用于罪行极其严重的犯罪分子。”受贿罪只有“情节特别严重的”，才能适用死刑。

　　“受贿数额是认定受贿罪情节是否特别严重的一个因素，但不是唯一因素。”这位发言人表示，人民法院还应当结合案件的其他具体情况，如是否有自首、立功、坦白、积极退赃等量刑情节，确定受贿罪的情节是否特别严重、是否适用死刑及是否必须立即执行。

　　另外，从2007年元月1日开始收回，贯彻中央要求的少杀慎杀，逐步减少，最终取消或者废止死刑的要求。很多可杀可不杀的都一律没杀，并增加了死缓的数量，判处死缓的数量多年来首次超过判处死刑立即执行的数量。

　　《南风窗》的一篇题为《反腐:来自透明国际的劝诫》，对“乱世用重典”的观点提出质疑。文章说，现在有不少领导干部和老百姓都认为，惩治腐败分子时刑罚越高越好，死武刑也在所不惜，有些腐败分子“不杀不足以平民愤。”但是，杀了贪官，是不是就能预防腐败呢？从目前的情况来看，重典似乎只是惩治了腐败，却没有起到预防腐败的作用，并且给不少腐败案件留下了悬念，致使案件得不到侦破。

　　腐败之所以发生，是由于现存制度有漏洞，我们不能将制度的缺陷所造成的恶果，全由一个人来承担，因为贪污受贿和腐败，并不只是一个人的事，更多的是由于经济转型时期制度不健全造成的。现在最重要的是加强制度建设，亡羊补牢，而非提高刑罚，乱用“重典”。

　　从已经结案的大贪官案件中，几乎都有一条“巨额财产来历不明”的罪状。怎么会不明呢？“来历不明”不是贪来的，就是受贿来的。所谓“来历不明”，无非是不想说，因为现行法律对来历不明的财产，无论多少，最高只能判5年徒刑；或者不想说明来历，企图顽抗到底，法院又没法查清楚，于是只好以“来历不明”打发，法院实属无奈。受贿的记不清楚，或者没有交待，行贿者却心知肚明。行贿本身就是犯罪，行贿的钱从哪里来？更是大问题。有的牵出案中案，便被悬了起来。若是不杀或缓杀贪官，让活口多留一段时间，即使他们的巨额财产到最后也查不明来源，那些行贿者肯定坐立不安，如坐针毡，活得胆颤心惊，总有一天会暴露，国家和人民损失的财产就可以被挽回。相反，一旦迅速杀了贪官这个受贿者，行贿受贿案件的链条立即断掉，行贿人立即便可以大大地松下气来，不必担心，甚至心中暗笑窃喜，因为法院替他们灭了口，去掉了后顾之忧。

　　对于贪官腐败，中央已经明确规定要查处提拔者，可是还没有来得及查处，就把他给杀了，原本那些受贿的上司应该忐忑不安，只要有见不得人的内幕，就会是害怕。惟一的希望，就是快快地杀掉他，使之死无对证，不再害怕会被供出来。若是留有活口，他当时不说，难保他今后不说，难保受贿者下台之后不说，让被查处的贪官多活一天，未被查处的行贿者和受贿者受到查处的危险性就多一天。杀了，行贿和受贿者悬着的心立即就可以放下来。

　　杀贪官，用意之一就是杀鸡儆猴。现在，杀掉的贪官不可说不多不大，成克杰、胡长清、王怀忠等，但是别的贪官还是照样贪污受贿，没有起到预想的警示作用。只要贪官的把柄还在别人手里，这人又被查处抓进了牢房，蹲在监狱里交待问题，他们才会害怕，才会惊慌，一失措就会露把柄。这时候，留活口的威慑力就比杀掉要大得多。要知道，惩治腐败的第一目的，是为国家挽回更多的损失，而不是杀人。杀贪官只是手段，而不是目的。如果只重杀，而不重防，那就是本末倒置，舍本逐末，于国于民无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