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9月18日，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发表公报，提出“坚决反对腐败，是党必须始终抓好的重大政治任务”，“必须充分认识反腐败斗争的长期性、复杂性、艰巨性，把反腐倡廉建设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

　　在建国60周年之际，党用两个“必须”，说明了反腐倡廉决心之大、意志之坚定。

　　1997年，江泽民同志在党的十五大上提出“不坚决惩治腐败，党就有可能走向自我毁灭”。2007年，胡锦涛同志在党的十七大上提出“党和各种消极腐败现象水火不容”。这两句出自最高领导人之口的话，意味着党不会向腐败现象做出一丝一毫妥协。

　　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就是党刺向腐败分子的一柄利剑。

　　对那些位高权重、不可一世的贪官来说，“中纪委”是他们最恐惧的3个字。从2003年到2008年，各级纪委共审结违犯党纪政纪案件85.2万件，处分88.1万人，其中，地厅级以上干部2386人(不含军队)，县处级干部29905人，移送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的有24718人。原中央政治局委员、上海市委书记陈良宇，原国土资源部部长田凤山，原黑龙江省政协主席韩桂芝，原安徽省副省长王怀忠，原山东省委副书记杜世成，原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局长郑筱萸……一大批党内身居高位的腐败分子，被中纪委依法处理。仅2009年上半年，就有原国家开发银行副行长王益、原公安部部长助理郑少东、原吉林省人大副主任米凤君、原浙江省纪委书记王华元、原广东省政协主席陈绍基、原深圳市市长许宗衡6名省部级高官(含副省部级，下同)相继“落马”。

　　中纪委是如何抓贪官的？这组文章讲述了中纪委肃贪的幕后故事。

　　绝招一

　　追查案中案，挖出幕后人

　　从一个案子中发现线索，从而查出另一个案子，挖出幕后大贪官，是中纪委的一大绝招。

　　2006年12月底的一个下午，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以下简称国家药监局)机关大楼里，弥漫着紧张的气氛。该局的司处级干部接到通知，参加一个重要会议。他们走进会议室时发现，主席台上端坐着中纪委的官员。近一年来，国家药监局的多名司处级干部被中纪委相继查处。这次，会是谁呢？

　　中纪委的官员宣布了一个令人震惊的消息：在查办国家药监局司处级干部的违纪违法问题时，发现了前任局长郑筱萸的违纪线索，经党中央和中纪委决定，对郑筱萸进行立案审查。

　　曾追踪报道该案的新华社高级记者徐江善，向环球人物杂志记者讲述了这个曲折离奇、环环相扣的案中案：

　　2004年，一封人命关天的举报信，引起了中纪委的注意。举报信称，成都市血液中心从北京市一家企业购买了一批有问题的血袋，结果装进去的血浆全部被污染。信中透露，此前，国家药监局医疗器械司司长郝和平，收受生产这批问题血袋的企业5万元的贿赂，帮助其获得生产许可证。

　　有关部门立即对郝和平展开初查，却没有发现任何证据。不过，他名下一辆从杭州购买的本田轿车，引起了中纪委办案人员的注意。经过辗转侦查，本田轿车的真正购买者——杭州某大型医疗器械公司的董事长王某，与郝和平在若干年前的一次“合作”，浮出了水面。当时，手握医疗器械生产审批大权的郝和平视察该企业时，王某“无意中”透露自己还“兼职”做汽车生意。郝和平记住了这一重要信息。回到北京不久，他给王某打了个电话，其间谈到了自己对汽车的“爱好”。王某心领神会。没过几天，一辆崭新的本田轿车就从杭州出发驶向了北京。

　　2005年，又一条线索出现了。广东省药学会副会长、广州白云山医药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刘玉辉，因经济问题被控制后，交代自己曾向郝和平行贿。

　　至此，纪检人员已基本摸清了郝和平的违纪情况。

　　办案人员在调查郝和平案的过程中了解到，刘玉辉与多家药厂都有联系，号称国家药监局官员和药厂之间的“桥梁”。那么，除了郝和平，是否还有其他人与刘玉辉有不法勾当？但是，刘玉辉对此一直三缄其口。办案人员在他身上花了整整一个月的时间，但毫无进展。

　　一天，刘玉辉看到一名办案人员在泡感冒冲剂，便说：“别喝了，有的管用，有的根本没药效。”他的这句话让办案人员意识到：第一，刘玉辉还存有良知；第二，他知道很多药品方面的内幕。于是，办案人员从感冒冲剂说起，耐心开导，终于使刘玉辉交代了他和国家药监局药品注册司司长曹文庄的权钱交易。

　　中纪委对曹文庄展开了调查。然而，拥有法学博士学位的曹文庄，反侦察能力相当强。听到自己正在受调查的风声后，他迅速转移了放在办公室里的赃物，处理了赃款，还设计了潜逃路线……这使得纪检部门对他的调查一度陷入困境。直到2006年春节前夕，曹文庄被“双规”后，才意识到自己在劫难逃。为了自保，他决定检举立功，希望将来得到司法系统的轻判。

　　有意思的是，此时的郝和平，也想到了检举立功。而且，他和曹文庄一样，检举了老上司郑筱萸——他们都曾担任原国家药监局局长郑筱萸的秘书。

　　很快，郑筱萸的腐败事实，被他以前的两个秘书，一一检举出来——1998年，郑筱萸担任国家药监局局长后，把自己的秘书曹文庄、郝和平分别安排到药品注册司、医疗器械司当司长，从而掌握了关键的审批权。曹郝二人自认为是“郑筱萸的人”，无论工作上的事，还是跟药商打交道的事，都敢越过分管副局长，直接向郑筱萸汇报。一个以郑筱萸为核心、多个司处级干部为主力、涉及多家医药企业的国家药监局贪腐团伙，就这样形成了。

　　2006年12月底，郑筱萸被中纪委“双规”。中纪委、监察部、中纪委驻国家药监局纪检组、最高人民检察院反贪总局等部门抽调精兵强将，组成专案组，开始全面调查其腐败窝案。

　　郑筱萸被“双规”后，一些药商闻风而动、四处逃散。专案组随即以郑筱萸为突破口，转战海南、东北等地，抓获了一大批涉案药商。

　　2007年5月，郑筱萸因受贿罪被判处死刑。中纪委副书记、秘书长干以胜这样总结侦破郑筱萸案的经验：“我们高度重视在查办案件中发现的线索，特别是有关涉案人员交代的线索，对有关线索进行深挖细查，对‘案中案’抓住不放。”

　　绝招二

　　“空降”专案组，啃下“硬骨头”

　　“1999年，暮春。一场暴雨之后，一架民用波音飞机啸叫着急急地降落在厦门机场。两辆大巴车直接开到舷梯下，从飞机上接下100多名干部模样的人……在一队特种兵的保护下，两辆大巴车悄悄开进市郊一座部队宾馆。”

　　这是当年媒体描写中纪委专案组奔赴厦门，查处震惊中外的厦门远华特大走私案的一个镜头。

　　1999年，远华案被列为中央直接抓的大案。根据党中央、国务院的部署，中纪委牵头成立专案领导小组(简称“4·20”专案组)。中纪委副书记、监察部部长何勇任组长。全国的纪检、监察、海关、公安、检察、法院、税务等相关部门的精兵强将陆续进驻厦门，全面查处此案，办案人员最多时达到1100多人。经过一年多的深入调查，专案组查清：1996年以来，以赖昌星为首的走私犯罪团伙，共走私进口成品油、汽车、香烟、化工原料、西药材料、电子机械等货物价值高达530亿元，偷逃税款300亿元，是建国以来查处的最大走私案。

　　这期间，共有600多人被审查，300多人被追究刑事责任。另有近200名党政机关和行政执法部门的干部受到党纪、政纪处分，近150名党政干部被追究刑事责任，其中包括原公安部副部长李纪周等省部级干部3人、厅局级干部26人、县处级干部85人。

　　类似这样牵涉面极广的“惊天大案”，地方纪检和司法部门基本是无力查处的。这就需要中纪委直接“空降”专案组。

　　反腐专家们普遍认为，中纪委“空降”专案组是切断违法违纪官员关系网最有力的法宝之一。首先，专案组强调要有铁的纪律，最重要的一条就是一切行动都要保密，成员们的动向就连自己的家人也不能告诉。

　　其次，主要成员一般来自中纪委，每逢重大案件，还要从公检法机关以及有关政府部门抽调得力人员。当然，有时为了利于办案，还要吸纳一些案发地熟悉情况的人员参与。这些人更是被要求在政治上过硬。

　　即使这样，专案组的工作也常常受到各方面的干扰。在远华案中，专案组第一次抓捕走私集团头目赖昌星时，就因内线走漏消息而失败。在第二次抓捕行动中，又因警方一位高层领导“通风报信”，使得赖昌星再次漏网，并逃往加拿大。

　　还有一些大案要案，由于一些高层领导人物的包庇，查处工作遇到很大阻力，也使得中纪委不得不“空降”专案组。2000年，中纪委查处的“河北第一秘”李真腐败案就是一个例子。

　　李真原为中共河北省委书记程维高的秘书、河北省委办公厅副主任，后任河北省国税局局长。他依仗自己的特殊地位，封官许愿，大肆收受巨额贿赂，横行河北政坛，在干部群众中造成了极其恶劣的影响。从1995年起，河北省和中央的纪检及司法部门就陆续接到对李真问题的举报，但都因“种种原因”未能对其采取行动。

　　河北省检察院法律政策研究室副主任、原中纪委“2·23”专案组(李真专案组)成员刘天明告诉环球人物杂志记者，时任河北省委书记的程维高曾对李真竭力庇护。

　　1995年3月，程维高要出国，他怕在此期间李真被查，于是专门向中央有关部门写信，称最近有人举报他的秘书李真用受贿的60万元为妻子办理新加坡移民一事。“我对此事亲自作了调查，纯属诬告……经国务院批准，我7日将赴韩国、新加坡、越南签订一批经济技术合作项目，来不及当面向你们汇报这一问题，故去信先作简要说明，待我出国回来再作详细汇报。”事隔几个月后，程维高再次致信中央有关部门，对李真的问题进行公开庇护，信中称：“有人上告我的秘书李真同志两件事：一件，告李真用70万元买了一辆凌志400的汽车。二件，告李真用100万元给其爱人在新加坡办了移民，其爱人已经到了新加坡……关于这两件事，我做了了解，纯属造谣。一、关于车的问题，去年10月李真同志的义父到北京看病，李真同志为了方便借了一辆凌志400在北京跑了几天。告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