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文  伟

    “我昨天晚上得到消息，已签定了还款协议，这下我可以睡个安稳觉了。”9月12日早晨8：00，记者拨通曹均禄的手机，听到曹均禄轻松的话语。记者得知由武胜县、岳池县的20多名民工妻子自发组成的“太太讨薪队”赴云南讨薪成功。

    曹均禄是武胜县原灯泡厂下岗工人，下岗后就带着妻子唐光荣在重庆打工。2005年，曹均禄从武胜人廖毅手中承包了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蒙新高速路的第十四合同段的部分劳务，遂回家组织了10多名农民工前去务工。去年5月合同终止，他欠下民工工资50多万元。为躲债，“我回都不敢回武胜了”，曹均禄说。

    期间，曹均禄多次向廖毅索要欠款，但廖毅也是个小包工头，也没有得到工程款。据了解，廖毅和重庆人唐光琼从中铁二局第四工程有限公司承包了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蒙新高速路的第十四合同段的劳务工程。去年5月，他们与第四工程公司协商签订了合同终止协议，对方应该付给他们440万元劳务费，但直到现在，余下的200多万元劳务费还一直未付。因此他不但无力给曹均禄工钱，而且还有200多名民工工钱无法兑现。

    被拖欠工钱的200多名民工，绝大部分来自广安市武胜、岳池两县。丈夫在工地上干完活拿不到工钱，不能让丈夫的辛劳白费，无论如何都要为丈夫要回血汗钱。收割完水稻，居住在武胜县、岳池县的民工妻子多次催要无果后，再也坐不住了，20多名农民工妻子自发组成了“太太讨薪队”，从家乡辗转到达云南昆明，再从昆明辗转到了个旧市蔓耗镇一道沟村工地。曹均禄的妻子也加入了讨薪行列，“工人把曹均禄逼得走投无路了，我也只好到云南来讨说法。”

    9月6日，“太太讨薪队”到达昆明，找到小包工头唐光琼、廖毅。“中铁二局第四工程有限公司不给钱，我们也只有干着急！”唐光琼说。于是，“太太讨薪队”拉上唐光琼往工地赶。没想到，刚到工地，双方就发生了抓扯。眼见事态有恶化之势，7日下午，工地项目部给“太太讨薪队”调整了一间房屋，进行协商解决。

    9月9日傍晚，武胜县委常委、副县长张利纯从媒体记者处获悉武胜“太太讨薪队”的情况后，当即责成县劳动和社会保障局进行调查，了解情况，按照维权条例，做好相关工作。当晚，武胜县劳动和社会保障局紧急介入。副局长熊杨召集劳动监察大队工作人员，收集情况，做好随时出征援助的准备。其间，岳池县劳动部门对此也给予了高度关注。联系上了曹均禄后，熊杨与“太太讨薪队”保持了热线联系，表达了武胜劳动监察大队随时给予维权援助的意愿，并将进展情况及时报告给副县长张利纯。武胜劳动部门在联系中得知，中铁二局第四工程有限公司已与他们联系，正进行磋商，有望达成协议。

    11日下午双方签定协议，达成首付80万元、100多万元余款在今年10月、11月分两次付清的协议。至此，200多万元的民工工钱有了说法，“太太讨薪队”完成了讨薪任务，于12日陆续赶回家。

“太太讨薪队”凯旋的负面效应

□文 韩 雪

    今年9月，20多名四川妇女组成“太太讨薪队”，前往云南为丈夫讨要200多万元血汗钱。近日“太太讨薪队”讨薪成功，陆续回家。除了讨回200多万元工钱，有关部门还给予讨薪太太每位500元救助，共计1万元。

    在为这些农民工的妻子讨薪成功感到高兴的同时，笔者认为“太太讨薪队”可能引发的一些负面示范效应也不容小视。

    示范效应之一：找法律不如找媒体。讨薪的救济渠道原本很多，既可以向劳动监察部门申请仲裁，也可以向法院提起诉讼。但由于维权程序繁琐、成本高昂等原因，问题似乎并不那么容易解决，以至于恶意欠薪成为一种社会顽疾。当人们发现用找媒体的方式解决问题比按正规程序办事要高效许多、便利许多时，法律和媒体的错位将不可避免。

    示范效应之二：会哭的孩子有奶吃。媒体对于个例的放大报道容易让人产生误解，似乎只有把事情闹大，才能引起重视，才能解决问题。为了避免媒体兴奋度和社会关注度的降低，讨薪人还要不断绞尽脑汁刷新讨薪的模式。于是从“跳楼讨薪“到“卖身讨薪”，这次又出了一个“太太讨薪队”，都是要吸引媒体的注意力，受到领导和有关部门的重视，促使问题很快得以解决。如果此事产生示范效应，不知下一批人会作出何等极端的行为？

    示范效应之三：职能部门疲于应付，热衷“批示性行政”。在舆论监督或领导批示下所采取的行政行为称为“批示性行政”。此番“太太讨薪队”成功讨薪，并获额外补助，就是“批示性行政”的结果。“批示性行政”固然可以在某种程度上解决个别人的具体事，但带有明显的人治色彩和个人因素，有许多偶然性和不确定性。通过这种方式获得救济本身，等于凭借一纸行政干预，在等待救济的行列中享有了优先权，对于其他身处同样境遇的人们来说，就是一种不公平，是一种非正常的行政行为。这可能会诱使更多的职能部门忽视日常管理和健全机制，而热衷容易出政绩的“批示性行政”。同时，这也在某种程度上助长了“非典型性”维权方式的不断兴起。

    我们不应去责怪讨薪人的极端之举，或许那是他们解决问题的最后一根救命稻草。只有依法行政，让一切步入正轨，引导民工用合法的手段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这样才能逐步改变人们用极端之举解决问题的思维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