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张贵胜在《遣愁集》中提到宋朝的“三旨宰相”王珪：“王珪为相，无所建明。上殿进呈曰：‘领圣旨可否？’讫，云：‘领圣旨。’退谕禀事者云：‘已得圣旨也。’时称为‘三旨宰相’。”堂堂宰相，爵显而禄厚，位高而权重，但他每天所做之事就是“请旨”、“奉旨”、“传旨”，自己一点儿也不动脑筋，国家大事如此岂不荒废？

　　无独有偶，与王珪“堪可媲美”者，宋代还有两位，宋人庄季裕在《鸡肋编》中这样记载：赵叔问为天官侍郎，肥而喜睡，又厌宾朋。在省，常挂歇息牌于门首。呼为“三觉侍郎”，谓朝回、饭后、归第故也。范觉民为相，年方三十二，肥白如冠玉。旦起与裹头、戴巾，必皆揽镜，时谓“三照相公”。赵叔问即赵子昼，宋太祖次子赵德昭五世孙；范觉民即范宗尹，在朝为官多年。二人都曾身居要职，但他们不是养尊处优睡大觉，就是梳洗打扮照镜子，自己养得白白胖胖、肥肥美美就好，哪管什么国家大事和天下苍生！

　　虽是饱食终日，无所事事，但俸禄却照拿不误，不是“禄蠹”（指追求功名利禄的人）又是什么？“禄蠹”之所以能混，一是有适合他生存的体制，二是上有昏庸的领导，而且他总能找到冠冕堂皇的理由给自己辩解。

　　清人纪昀《阅微草堂笔记》中就有一则阎王爷在冥府中断一“禄蠹”得失的故事，读来颇觉有趣：有一官公服昂然入，自称所至但饮一杯水，今无愧鬼神。王哂曰：“设官以治民，下至驿丞闸官，皆有利弊之当理。但不要钱即为好官，植木偶于堂，井水不饮，不更胜公乎？”官辩曰：“某虽无功，亦无罪。”王曰：“尔一生处处求自全，某狱某狱，避嫌疑而不言，非负民乎？某事某事，畏繁重而不举，非负国乎？三载考绩之谓何？无功即有罪矣！”官大（足+叔）（足+昔）（ （足+叔）（足+昔）：恭敬而不安的样子），锋棱顿减。

　　妙哉，阎王爷斯言！那官员大约一辈子没做过坏事，所到之处，也不过饮人一杯清水而已，所以自认清廉而无愧于心，理直气壮地想要阎王爷赏他来生还去做官。殊不知阎王爷的标准比人间要高：不贪不占，不能算是好官。假若不搜刮民财就为好官，那么，塑一个木偶放在官府，连井水也不喝，岂不更好？

　　为官为宦，不做坏事不难，难的是要干实事、干好事，为官有德还必须有绩。否则，“植木偶于堂”，不还省了国库里的一笔俸禄？此官马上辩解：“我虽无功，但也无罪呀。”意思是没有功劳还有苦劳。岂料阴司对为官者的考察实是严格，种种记录，苍天可鉴：某件案子，你明哲保身而未仗义执言，应判当官不为民做主；某件公务，你畏惧繁杂困重而未尽职尽力，为臣未替国分忧；三年官考，无绩可求，纯属“阿混”一个，无功即为有罪，还求什么来世再去为官！

　　厚颜的“禄蠹”！清明的阎王爷！精到的说理，绝妙的譬喻，令人捧腹之余不禁击节叫绝！“禄蠹”之于国家，与植于堂上的木偶无多大区别。无人摆布，木偶只管自顾自地呆在那里，不会动上一动。而“禄蠹”尽管都是活生生的人，但他们要么熬天混晌，得过且过；要么以会议落实会议，以文件落实文件，虚于应付，敷衍塞责；要么身在曹营心在汉，拿的是国家的薪水，打的是自己的小算盘；要么小病大养，无病呻吟，自己的事再小也是大事，公家的事再大也是小事。总之是只讲薪金，不讲工作，只讲待遇，不讲成绩，对工作麻木到冷漠，对事业冷漠到麻木。

　  胡作为、乱作为于国于民有害，但不作为的“禄蠹”更是害民不浅。它回避问题，贻误时机，推诿扯皮，激化矛盾，最终使事业停滞不前，甚至酿出事端，影响稳定安宁，损害百姓利益与政府形象。“禄蠹”的产生源于中国过去的封建官僚体制，有着深刻的历史原因。中国的国情是人多事繁，关系、人情缠绕，所以，消除“禄蠹”不仅需要制度创新，更需要假以时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