剧变社会期的中国腐败为什么这么严重？为什么会泛滥成灾？为什么反腐败呈现“长期、艰巨和复杂”的态势？为什么我们的几任国家领导人都发出了不反腐败要亡党亡国的警告？这些都是当今社会关注的问题，也就是当今人们探讨社会转型期中国腐败发生、泛滥的原因论。

　　（一）社会剧变期包括腐败在内的社会问题频发是发展中国家的“共性”，是发展中国家发展遇到的一个“共同难题”，“文化大革命”后处于剧烈变化的中国社会就遇到了这样一个“世界性的共同难题”。

　　一般来说，人均国民生产总值265美元至1075美元的阶段是社会变革最激烈的阶段，亦是包括腐败在内的社会问题频发的阶段。据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对100多个国家和地区经济发展的数据所作的统计分析，一个国家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处于265美元至1075美元的阶段，是社会变革最激烈的阶段。此外，“拉美化”现象亦指出:当拉美人均GDP突破1000美元之后社会便陷于长期的社会动荡、程序混乱、社会利益冲突激烈，包括腐败、贫富差距扩大在内的社会问题难以解决。譬如，俄罗斯亦是一个处于剧变社会转型的国家。但是，“俄罗斯腐败现象的确令整个国家神情凝重。有关资料显示，俄罗斯官员每年中饱私囊的钱财几乎等于俄罗斯全年的财政收入。而据国际反贪组织‘透明国际’公布的调查显示，自2001年以来，俄罗斯贪污受贿案增加了7倍。在该组织出台的2006年163个国家和地区清廉指数排行榜中，俄罗斯列第127位。而尤为令人警醒的是，腐败问题已经导致恐怖主义在俄罗斯的扩张。”（2007年02月08日中国廉政文化网）

　　“文化大革命”后的中国是一个剧烈变化的社会，改革开放使中国社会发生了巨大的剧烈变化。“文化大革命”的一个“伟大功绩”就是将当时的中国社会陷入经济崩溃的边缘，为了避免被“开除球籍”的危险，中国除了改革之外别无其它路可走，古人云:“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伟大的政治家邓小邓利用其丰富的政治经验在中国掀起了一场波澜壮阔的改革风潮，成为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

　　什么是改革？从本质上说，改革是发展生产力基础上的利益的重新调整和分配。邓小平掀起的这场改革开放大大地激发了人们生产的热情，社会生产力获得了空前的发展，社会财富获得了长足的提高，国内生产总值（GDP）是一国经济核心指标，是综合国力的体现。1978年，我国GDP只有3645亿元，而2007年上升至24.95万亿元，年均增长9.8%，而同期世界经济平均增速只有3.0%。 GDP从占世界1.8%升至6%综合国力由弱到强 。经济的快速发展和规模的不断扩大，带来了国家财力的迅速增加。 国家统计局报告显示，1979年至2007年，国家财政收入年均增长14.1%。其中，1978年国家财政收入仅1132亿元；1985年翻了一番，1993年再翻一番；1999年跨上1万亿台阶，2003年超过2万亿元；2007年，国家财政收入达到51322亿元。国家统计局报告指出，对外经济大开放，我国实现了从封闭半封闭到全方位开放的历史性转折。2007年，我国进出口总额比1978年增长104.3倍，居世界位次由第29位跃升到第3位，占世界贸易总额的比重也由0.8%提高到7.7%。（2008-10-28 07:29:06《新华网》）总之，“经过多年的发展，我国的综合国力大大增强，国际地位显着提高，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四位，从2004年起成为世界第三大贸易国。中国原有的巨大财富和为改革创造的无限财富，不仅使社会具有了生机，而且变得极富诱惑力，而且更为重要的是改革开放将原来的那种绝对平均主义抛进了垃圾堆，允许一部分人可以首先富起来……

　　中国的社会的确处于剧变社会转型过程之中。

　　（二）在这个剧变社会转型过程中，社会资源出现大规模的变动，其利益诱惑是巨大的，社会在发展的同时亦给腐败的滋生、蔓延、泛滥提供了土壤和空间。

　　应该说这场改革是史无前例的，改革引发的社会变化是剧烈的、空前的，改革对社会各方面（意识形态、思想、行

　　为方式、人们的观念）的冲击是巨大的、全方位的，尤其是改革过程中引发各个阶层、各个利益集团之间的利益博弈是出乎人们想象程度的，于是，在这样的一个大背景下就像恩格斯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中所说的那样:“在这个旋涡中哪里还可能有基于道德准则的交换呢？在这种涨落不定的情况下，每个人都必然力图抓紧良机进行买卖，每个人都必然成为投机家，就是说，都企图不劳而获，损人利己，乘人之危，趁机发财。”尽管这是恩格斯用来描述资本主义上升时期人们心态的一段写照，然而却同样适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在剧烈变化中的中国国民的心态变化。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中国社会是政治、社会、思想观念变化最大的阶段。在这一历史阶段，新的和旧的、传统的和现代的、国内的和国外的、落后的和先进的、文明的和反文明的，进步的和反动的，什么都有，什么都会出现，而在经历了“文化大革命”之后的中国社会，因为思想、文化价值观的断裂而丧失了往昔的主导性，社会控制很是混乱、虚弱，拜金主义、享乐主义和极端个人主义会在一部分人身上毫无阻碍地滋长，因为缺乏社会强有力的整合，社会因虚弱而失控、失衡，往往“把握”不住，人们的确是被过去的“贫困日子”、“温饱日子”的“穷”这个字穷怕了，在新的历史性致富机遇面前，谁都想急于“脱贫致富”，而且还呈“一窝蜂式”的特点，一般来说，凡一个社会只为“一个致富热点”所驱动，而且都不顾一切地涌向一座“致富独木桥”时，因而是很容易出问题的:或是“独木桥”上拥挤的人群因过于拥挤（有的人因此而不择手段）而纷纷落水，或是因为这座“独木桥”承受不了“载重量”而断裂，于是发生了众多人的“落水丧命”现象。

　　（三）面对这巨大的利益诱惑，改革开放的社会出现了以下三个极其尖锐的问题:一是“怎样获得巨大的利益”？二是“谁能抡占致富的最高点”？三是“按照什么游戏规则抡占致富的最高点”？

　　在谈论这个问题时，必须提一提当时的社会有两大历史的局限性。

　　一是权力控制疲软、权力监督乏力。而社会转型时期的高“利益诱惑”则是全方位的、多层次、多渠道的，高“利益诱惑”的机会也特别地多，尤其是“文化大革命”后的中国社会的社会控制力非常疲软，社会对权力制约失控，权力监督极其乏力，在这种情况下“物质利益、经济利益的诱惑”显示了其“强大的生命力”，一些权力者会利用权力的优势以改革名义将利益向自己权力层倾斜，“有钱人”与“有权人”会在共同利益的吸引下结成“利益联盟”，形成“特殊利益群体”……在强大的“利益诱惑”的冲击下，一些地方、一些部门、一些领域的权力者和现行的制度，会显得很是弱不禁风、“不可一击”，包括腐败在内的社会问题是很容易出现的。

　　二是高“利益诱惑”下的社会缺乏符合市场经济发展的各种“游戏规则”。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的改革开放是被“文化大革命”“逼”出来的。整个社会来不及、亦想不到甚至不愿意去建立、甚至也不可能立即建立成符合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各种“游戏规则”，计划经济的痕迹太强大、太深刻了，社会根本没有作好准备，亦无这方面的经验，加上鉴于“左”的思想根深蒂固，当时要探索建立各种“游戏规则”的理论讨论非常困难，大家都只能是在“摸着石头过河”，应该坦率地承认，没有先进理论指导下的实践探索是困难的，因而是很容易出问题的。

　　当社会处于权力控制疲软、权力监督乏力与市场经济发展的“游戏规则”缺乏这两大弊端条件下，它不能也不可能在极短的时期内一下子将计划经济体制下存在的弊端消除干净，于是，计划经济时代的“权力本位”像幽灵一样出现在不完善的市场经济之中，“权力优先”成为利益集团进行利益博弈时最重要的特点之一，原本的那种在浓浓的阶级斗争气氛下对整个社会的利益诱惑的抑制机能，在比较混乱的市场经济条件下被大大地削弱；而计划经济体制下的权力的绝对化现象和特殊历史条件下“家长制”的复活现象，又大大地抑制了社会对权力者的监督功能，这就给权力腐败创造了“绝佳的机会”。剧变的社会使原有的政治秩序失灵，而新的社会秩序却不能建立起来，于是腐败便乘虚而入。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说明资本原始积累时、资本家追逐高额利润的心态，曽借用英国学者托·约·登宁的一句话:“资本害怕没有利润或利润太少，就像自然界害怕真空一样，一旦有适当利润，资本就大胆起来，如果有10%的利润，资本就大胆起来，它就保证到处被使用；有20%的利润，它就活跃起来；有50%的利润，它就铤而走险；为了100%的利润，它就敢践踏一切人间的法律；有300%的利润，它就敢犯任何罪行，甚至冒绞首的危险。如果动乱和纷争能荣利润，它就会鼓励动乱和纷争。”计划经济体制下存在的弊端和缺陷给腐败的泛滥创造了“最好的机遇”，权力腐败就是在这种体制缺陷的背景下迅猛地发展、泛滥起来。

　　（四）在初级社会主义阶段和极不完善的市场经济条件下，在不可抗拒的高利益诱惑和利益博弈冲突面前，社会中的“特殊人群”和少数权力者以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方式——腐败——来“回答”、“解决”上述这三个问题。

　　首先，是富有资本积累经验的国外、境外的大商人、大跨国公司为了迅速地获得利益、迅速地占领中国市场，其中有一小部分人商人与“有权人”进行了权钱交易，建立了利益上的共同体。数据表明，近10年时间里，跨国企业在华商业贿赂的事件一直在不停地上升，中国在仅10年内就调查出了50多万件有关跨国腐败的案件，其中64%与国际贸易和外商有关。什么方式？或是以出国培训的名义回报相关人士；或赞助公关对象组织的论坛和研究活动；或赞助受贿方的子女出国留学、安排工作；或送公司股份；或请官员出国考察、休假；或将行贿资金帮其立账号放在国外银行，中国建设银行前董事长张恩照受贿案的判决书中提到，IBM曾向一位协助行贿张恩照的销售代理支付了22.5万美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