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被称作“隐性纪检”的制度，在江苏泗洪县已推行了半年有余。去年7月，泗洪县纪委公开招募了68名“特别监督员”，让他们对党员干部8小时工作之外进行隐性监督，随时向纪委举报，不少当地官员都感到“如履薄冰”。(3月6日《新京报》)。

    泗洪“便衣纪检”，不仅面临着谁来监督“监督者”的问题，其人为地增加几十人的反腐败队伍，也是当下反腐工作“繁琐化”的一个见证。

    为完成江苏省法学会的一个研究课题，笔者曾研究了某市反腐败队伍建设的情况，结果出乎意料，该市直接或者间接从事反腐败工作的人员分别为：检察机关近200人、公安机关的经侦部门为200人，而市县乡三级纪委监察机关人员500人，各个单位纪检组监察室不少于700人，也就是说，仅人数上，这样的一个地级市直接或者间接从事反腐败人员为1600人左右，而且，该市的编制人数在同级政府中是偏低的，其他同级城市的编制远高于该市。

    而我们再来研究一下与该市人口数相近的香港，香港的反腐工作成功之处是众所周知的。在香港，只有特区一级政府下属的廉政公署承担着调查、预防和教育三项职能，而这3项任务又分别由3个专责部门负责，即执行处、防止贪污处和社区关系处，共有1325个职务数。当然，中国香港与内地的地级市有着很多的不可比因素，不能单纯地就人数的多少来论述机构设置的合理性，但是香港的成功经验至少启示我们：反腐败要防止陷于繁琐哲学的怪圈，单纯地进行人员的扩张来显示对于反腐败的重视。

    我们需要的，是一个“简约而不简单”的反腐败机制，最大限度地发挥人员的效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