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9月，西安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电脑系统出故障没有及时纠正，致个人医保帐户出现问题，局长张平均昨日以“管理混乱”被正式免职，相关部门还透露，张平均不存在贪污、挪用问题。以管理混乱给予一个局级干部免职处分，这在西安是第一起。(《华商报》4月16日)

　　这个“第一次”，让笔者想起了近期两则同类免职消息：一是本月初，因在治理超限超载过程中不作为，山西省朔州市委免去了左中伟山阴县委副书记、常委、委员职务，并提名免去其县长职务。4月9日，山阴县人大常委会接受了左中伟辞去山阴县县长职务的请求。因治超不力“丢”了县长职务，左中伟是全国第一例。此前，仇和治下的昆明某局长，因开会打瞌睡被免去局长职务，亦被认为是全国首例。

　　同一般的官员免职相比，这几则免职消息着实吸引了不少的眼球和争议。赞同者大呼过瘾，认为对政府官员要实行“零容忍”，一旦发现问题下手就该狠一点，以督促官员更好地履职；反对者则不无忧虑，认为这种带着鲜明人治色彩的问责矫枉过正，有悖法治原则，虽然能一时起到铁腕治政的效果，但终非长久之计。

　　无疑，公众之所以会产生这样的争议，除了“全国首例”，“西安第一起”所带来的标志性和典型性之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这几起免职案例不具有普适性和规范性，象征意义大过现实意义。相同情况下，不要说免职，毫发无损甚至带病升迁的人都大有人在，近日，因黑砖窑事件下课的女官员复任就是一例。在这种无法一视同仁乃至有些混乱的问责语境下，公众感受最深的是一种制度不稳定和不公平感，譬如治超不力的城市太多了，怎么就左中伟被免职了？开会打瞌睡更可谓一种司空见惯的现象，是不是都应该处理呢？

　　这就难免会让公众在面对类似免职信息时，怀有一种既敏感又糊涂，既兴奋又茫然的复杂心态，进而做出过多的联想和猜测。昆明那位局长因打瞌睡被免职后，许多人认为这是仇和新官上任三把火，杀鸡给猴看，局长是不小心撞到枪口上了；而西安劳动和社会保障局局长因“管理混乱”被免职后，更是传言四起，以至于有前部门不得不特定澄清，张平均没有贪污，挪用问题。这中间或许有误解，但实在怪不得公众“想太多”，因为传递出来的信息经过现实的考量，公众做出的解读似乎合理和正常。

　　从公众角度而言，这其实是对政府管理的一种不信任，而从政府角度而言，则表现为问责制度化还有待加强。“权责对等”被视为行政权力运行的基本原则，但具体到现实中，什么样的权力对等什么样的责任，责任负到什么程度，以及通过怎样的途径和方式，来监督和约束官员承担责任，都需要在现有的法律法规和党纪要求下，进一步细化和规范。事实上，公众之所以对当前的官员问责不满意，不是问责少了轻了，而是因为弹性空间太大了。(吴盟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