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孙立平

    如果从1994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联合颁发《关于党政机关汽车配备和使用管理的规定》算起的话，我国的公车改革已经进行了将近15个年头。然而现实是，迄今为止，这项改革仍然没有一个像样的头绪。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也许可以将公车改革看作是代表我国某一类型改革的典型案例，或者是一面镜子。

    公车改革的无疾而终

    现今，整个社会对公车改革的共识可以说是非常高的。至少从公开的言论来看，没有任何人为这种公车制度的合理性进行过辩护。在当今的世界上，这样普遍的将公车当作一定级别以上官员的身份待遇，到了一定级别的干部都要乘坐公车上班办事，这样的国家已经没有几个。

    在2004年，美国国会议员曾经要求对车辆是否被滥用进行调查，因为根据当时的数据，美国联邦政府拥有38万辆各型公车，一年公车支出的费用高达17亿美元。虽然这个数字与我国的公车相比可以说是小巫见大巫，但社会舆论却认为这仍然是不能忍受的。

    在过去整整30年的改革过程中，我国的公车制度一直没有受到根本性的触动，情况反而是日甚一日。即使是在公车改革开始进行的这15年中，其数量仍在以每年20%的速度增加。公车的不合理消费已经成为各级财政支出的沉重负担，公车占用了大量的社会资源。

    早在几年前，就有我国每年公车消费3000亿元的说法，如果这个说法是有根据的，现在的公车消费以及一些地方因公车改革而发放的“车补”，应该远远超出3000亿元这个数字。据此有人指出，中国公车消费已经超过国家在教育和医疗方面开支的总和，是国防开支的两倍。

    正因为如此，在每年的两会上，改革公车制度也都是重要话题，并且不时有相关议案提出。但前几年还有一些小打小闹，这几年甚至连小打小闹也没有了。这样一项共识甚高人心所向的改革为何竟致流产？公车改革从热议到无疾而终到底体现的是怎样的一种逻辑？这些问题也许只有放到整个改革的大背景中，才能看得清楚。在评论中国改革的时候，特别是与其他国家的改革进行比较的时候，人们经常提到这样的一个判断，即中国的改革是一种渐进式的改革，而中国的改革之所以成功，也就在于采取了渐进式改革的模式。在一段时间里，人们似乎在这个判断上找到了中国改革何以成功的谜底。但是随着时间的伸延，一些只有在较长的时段中才能显露出来的逻辑和结果开始慢慢显露出来。

    渐进VS激进

    比较一下公车改革和国企改制中的失业下岗就可以看得很清楚。国企改革中部分职工的失业下岗，无论是按照时间的标准，还是按照补偿的标准，或是按照其它的什么标准来衡量，则都可以称之为激进式改革，甚至可以称之为相当激进的改革。

    与国企改制中的失业下岗比较起来说，公车的改革其实应当是比较容易的。其一，公车绝不是生活必需品，大部分人不坐公车仍然可以上下班。但对于失业下岗人员来说，工作就是饭碗。一般地说，不涉及饭碗问题的改革要更容易，而涉及饭碗的改革要更复杂，推进要更谨慎。其二，公车改革即使是改掉了大量的公车，还有许多替代的办法可以上班办事。而失业下岗不但直接意味着相关人员饭碗的破碎，而且很难找到其他的替代或补救办法。“从头再来”、“人生豪迈”等说法，不过是不在其中者的伪豪情。但尽管如此，事实却是，更难进行的改革却以最快的速度进行了，而相对容易的改革则推进非常艰难。

    几年前我曾经写过一篇文章，题目是《改革：削特权还是减福利？》，文章中讲到，在最近这些年，我们改革中出现了一个明显的倾向，即凡是涉及减福利的，都非常神速，而凡是涉及削特权的，都进展缓慢。原因在什么地方？就在所涉及的对象不同。

    从历史上看，所谓改革往往都是发生在这样的情况下，即国家需要重组资源以应对某一方面的社会危机。在这个过程中，“贵族”或上层让出部分特权是改革的重要内容也是必要条件。

    我国上个世纪80年代的改革也具有类似的特征。正因为如此，那时的改革不仅体现着“社会进步”，而且改革本身也具有一种道义的力量。有人说，进入90年代之后改革进入困难时期，是因为这时的改革要触动利益关系。其实这样的说法仍然过于笼统。利益者，首先要看是谁的利益。失业下岗触动的不是利益吗？不但是利益，而且是与生存和饭碗相联系的利益。公车改革当然也触动利益，但这种利益不过是与舒服或面子联系的利益。但两种利益的力量显然是不一样的。就此而言，改革中的更实质的问题也许不在于渐进还是激进，而是有无公众对改革的参与，公众的参与能不能影响甚至决定改革的进程。在前两年反思改革的时候，人们就提出了参与式改革的问题，现在看来，这个问题已经是一个对改革命运攸关的问题了。

    渐进VS放弃

    分析公车改革的进程，我们大体可以发现一个明显的脉络：公车改革问题提出，有关讨论或改革思路出现，甚至有一些试探性的方案出台，但不久，这些方案和思路很快就被束之高阁；公车改革由各个地方进行试点，有的地方把公车拍卖，有的地方把公车组建出租车队进行市场运营，并对公务员用车实行货币化补贴，结果是这种公车改革受到普遍的质疑；在普遍的质疑声中，公车改革陷于停顿。

    这里我们需要关心的一个问题是，公车改革究竟是在进行渐进式改革还是没有改革？二者的区别就是看有没有关于改革的具体路线图和时间表。如果有这种路线图和时间表，只是在推进的方式上是渐进的，我们可以将其称之为渐进式改革；如果没有具体的路线图和时间表，而只是告诉我们事情要慢慢来，不能急，我们就更有理由将其看作是一种托辞。而公车改革，在很大程度上只能被看作是后面这种。

    行文至此，我突然想起一件事情。前一段曾经有一位搞企业的朋友，很严肃地提醒我，你可千万不要提倡什么公车改革。我问为什么，他说，公车要真的改掉了，我们的企业就遭殃了。问及为什么，他说，反正这些官员是要有车子坐的，如果公车改掉了，我们企业就要准备很多的车子让这些官员来借。这位朋友的担心无疑是来自他的经验和生活智慧。这个故事向我们又提出了一个关于公车改革甚至是整个改革的新问题，即改革的扭曲和走样变形问题。应当说，在这个问题上，公车改革又给了我们足够的教训。事实上，在许多地方进行的所谓“货币化公车试点改革”中，公务车改革已经成为变相加薪。在某些试点地方，处长车补甚至达到农村教师工资的6倍。有人会说，这样的补偿是必要的。但我们要反问一句的是，在国企改制中我们是这样论证失业下岗人员的补偿逻辑的吗？

    今年是中国改革开放30周年。在这样一个历史的点位上，思想再解放，改革再出发，成为我们必然的选择。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改革的新的背景、新的制约条件，无疑是需要我们正视的。而公车改革无疑会在这方面给我们提供许多有益的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