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要内容：本文试图阐释惩防体系的提出过程及检察机关在这一体系中的作用，重点说明检察机关侦查与预防关系方面存在的问题，详细论述检察机关如何正确处理惩治与预防的关系。需要说明的问题是，本文所说的腐败与职务犯罪是两个不同的概念，腐败的现象很多，职务犯罪是腐败的最严重情形，对于检察机关来说，重点是从惩治与预防职务犯罪方面展开，当然也是惩治与预防腐败。
一、惩防体系的提出及检察机关在这一体系中的作用
惩防体系概念的提出，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十五大的提法是：教育是基础，法制是保证，监督是关键。十六大的提法是“加强教育，发扬民主、健全法制，强化监督，创新体制，把反腐败寓于各项重要政策措施之中，从源头上预防和解决腐败问题”进一步明确了抓教育、制度和监督的工作重点。十六届三中全会第一次正式提出了“建立健全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教育、制度、监督并重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的新命题，从理论和政策两个方面把惩防体系建设提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并把惩防体系建设作为提高党的拒腐防变的能力和执政能力，全面推进党的建设的新的伟大工程的重要组成部分，这标志着党和国家建设惩防腐败体系的工作进入了新的历史阶段。十六届四中全会再次强调抓紧建立健全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提出“标本兼治、综合治理、惩防并举、注重预防”十六字方针。2005年1月，中央又颁发了《建立健全教育、制度、监督并重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实施纲要》，《实施纲要》抓住教育、制度、监督三个关键环节，提出有效反对和防止腐败的一系列措施和办法。《实施纲要》提出，到2010年建成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基本框架，再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建立起思想道德教育的长效机制、反腐倡廉的制度体系、权力运行的监控体制，建成完善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近期中共中央又出台了《建立健全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2008—2012年工作规划》，提出了今后五年中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的最重要的任务，建成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基本框架，这一任务完成的时间表比《实施纲要》中所确定的2010年延后了两年。这表明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的建立需要一个长期的、复杂的、艰巨的过程，并不能一蹴而就。那么应如何理解惩防体系呢？笔者认为，所谓惩防体系，就是在各级党组织的领导下，各职能部门分工负责，教育、制度、监督并重，惩防并举、注重预防，依靠人民群众支持和参与的多层次、多主体、多措施相结合而又运作协调的有机整体。
在这个体系中，检察机关承担着重要的职责，是具有惩治与预防腐败双重职能的部门之一，主要是通过履行法律监督职能，来完成惩治与预防腐败任务。职务犯罪是腐败的最严重形式，检察机关作为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肩负着法律赋予的惩治贪污贿赂、渎职侵权等职务犯罪的法定职责，在职务犯罪的立案侦查、逮捕、起诉到刑罚执行的各个环节都发挥着重要作用，参与了全部诉讼过程，能够全面地了解职务犯罪情况，主要表现在对犯罪分子思想演变、堕落的轨迹，有比较深切的感受；对体制、机制、制度以及管理上的漏洞和薄弱环节，有比较深入的认识；对职务犯罪的特点和规律，有比较准确的把握。在此基础上，检察机关积极推动发案单位和有关部门堵塞漏洞，完善制度，建立防范机制，是履行检察职能的需要。我们要找准检察机关在惩防体系中的位置，检察机关开展惩治和预防职务犯罪工作，与纪检监察的工作重点不同，是围绕“犯罪”进行的；与公安机关的工作重点也不同，是围绕“职务”进行的。这表明检察机关在惩防体系中并不存在“包打天下”的问题。惩治的职能主要由检察机关的自侦部门履行，预防腐败主要由检察机关的预防部门履行。
二、检察机关侦查与预防关系方面存在的问题
随着检察机关预防部门的单设，一些地方出现惩治与预防职务犯罪脱节，惩治不管预防，预防脱离惩治的“两张皮”现象。某些地方存在预防人员不关心侦查情况，侦查人员不重视预防工作的情况，形成部门间的信息屏障，从而使检察资源难以形成合力，影响了法律监督职能的发挥。这种把惩防割裂开来、顾此失彼的做法有悖于检察机关专门设置预防职务犯罪部门的初衷，对深入开展惩治和预防职务犯罪工作是非常不利的；在预防部门推行行贿档案查询系统工作中，有的侦查人员对行贿档案查询持抵触态度，认为行贿档案查询对行贿人形成了心理压力，不利于后期办理的案件行贿人积极主动地交待问题，增加了案件突破难度；预防部门案中预防介入侦查中与自侦部门配合不够，一些检察机关预防部门与自侦部门建立的惩防“一体化”制度未能很好地落实，预防部门人少事多，主动与自侦部门配合、协调不够，自侦部门也担心正在办理的案件泄密，不愿向预防部门提供情况，也未通知预防部门适时介入，从而出现了信息部门化、个人化的倾向，预防部门从自侦部门得不到信息。再加上一些院预防和自侦两部门分别由不同的检察长分管，就使得预防和自侦各拿各的号，各吹各的调，“大路通天，各走一边”，信息交流不畅，出现“两张皮”现象，使案中预防难以开展。“三抓三看”中，预防介入个案受到影响，同时对介入时机的把握也不准。
当前，预防职务犯罪工作普遍存在着预防对象随意性较大，预防活动的开展针对性不强。检察机关主动、积极，预防单位被动、消极的问题，同时与侦查部门相脱节，特别是开展同步预防、社会化大预防方面。对同步预防与检察职能定位如何有机结合，存在混乱。特别是对重点工程建设中，预防部门介入工程的时间、方式、程度，各地做法不一，把握不准。介入得深，出现干预、越位问题，介入得浅，又浮在上面，起不到应有的作用。很多地方做的最多的是亲自参加工程招投标会，进行现场监督，程序性审查，效果如何可想而知。
预防部门不同程度地存在着重视社会化大预防的倾向，与侦查部门脱节，预防工作行政化色彩过浓，浮在面上。把主要精力都放在了讲课、宣传、警示教育上了，有的甚至连讲课都应付不过来。预防工作出现了形式化、表面化和检察职能被替代的情况，过分的自由和随意导致预防工作稳定性的缺失。
三、检察机关要正确处理惩治与预防的关系
在中纪委五次全会上，胡锦涛总书记就指出：“坚决惩治腐败是我们党执政能力的重要体现，有效预防腐败更是我们党执政能力的重要标志。”惩治与预防的关系是辨证统一的，从惩防体系的逐步建立中我们可以看出，惩治和预防是治理职务犯罪的两种基本手段，只惩治不预防和只预防不惩治都是片面的，这就要求自侦和预防部门要密切配合，
市场经济诱发了人们的贪欲，在经济转轨的大趋势下，促使以贪利为核心的腐败犯罪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和范围蔓延开来，单靠惩治已经是杯水车薪，远不能遏制腐败现象的发展势头，从而把“预防为主”这个治本之策提到了前台，修正了把精力只放在事后处罚，挽回损失方面的被动做法。这是一种职能的转变，更是一种观念上的转变。预防的意义是，搬开路上的石头，防止人被绊倒，补好制度上、管理上的漏洞，避免人陷进去，为防止和控制腐败筑起一道“防火墙”和“隔离带”。从这个意义上讲，预防腐败比惩治腐败更重要，预防职务犯罪是反腐败的理性选择与人性关怀。制度经济学家们认为，腐败是“利用公共权力达到私人目的”。腐败者的行为选择是典型的风险决策行为，而加强监督与制约，尤其是制度化的监督与制约，可以提高腐败行为的条件成本，加大其风险，从而“防患于未然”。只有将监督对象的活动公之于众，让权力的制约具有独立性和强制性，握有权力的人才不敢越轨。主动去防腐败比腐败出现后再去反腐败，代价要小，效果要好，而且更能取信于民。
加大惩治力度，中央政治局常委吴官正在《求是》杂志上撰文，表示将“继续保持查办案件的高压态势，要深挖腐败分子，震慑腐败分子，让他们政治上身败名裂，经济上倾家荡产，思想上后悔莫及”，这体现出了中央反腐败的决心和力度，对腐败分子有一定的震慑作用。
检察机关首先要切实加强查办职务犯罪工作，促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的深入发展。要始终将自侦工作作为检察工作的火车头，坚持“办案就是硬道理”的思想，全面推进查办职务犯罪工作，以查办促预防，查办预防同时抓，加强领导，增强侦查意识。一要加大对线索排查力度，并扩大检察工作的宣传面，在发动和依靠群众上下功夫，健全鼓励群众实名举报制度；二要主动与纪检监察、信访、公安局、法院、审计和银监局等部门联系，建立信息交流机制，通过信访记录、审计报告、银监记录和案件材料发现问题，完善线索移送和办案协调机制，充分开发利用线索资源，坚持有案必办；三要加强院内各部门的联系，通过批捕、起诉、民行、监所、控申等部门发现案件线索，动员全体干警，主动出击，挖掘犯罪线索，做到整体联动，形成收集犯罪线索的内部网络，提高办案效率和打击犯罪合力度。同时对干警发现有价值的线索，经初查后立案的，按有关规定给予奖励；四是突出改善民生、促进发展两个主题，依法查办发生在群众身边、损害群众利益、社会影响恶劣的职务犯罪案件，特别是在社会保障、生态建设、环境保护、征地拆迁、医疗卫生等涉及人民群众直接利益的领域中发生的职务犯罪案件。五要在提高侦查能力和办案质量上下功夫，加强对初查方法、措施和策略上研究，制定初查预案，全面落实办案安全防范制度，不断提高侦查工作的科技含量，加强统一指挥和协调，充分发挥侦查一体化办案机制的作用，提高排出干扰、突破案件的能力，认真落实讯问职务犯罪嫌疑人全程同步录音录像制度，坚持严格依法办案，切实保障犯罪嫌疑人的诉讼权利，在整个刑事诉讼过程中充分体现程序公正，努力提高执法水平和办案质量。加强司法警察工作，优化法警队伍，健全法警机构，逐步实现司法警察工作的规范化，充分发挥法警在办案安全防范方面的重要作用。
其次，要立足检察职能积极开展职务犯罪预防工作，全面落实“更加注重治本，更加注重预防，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