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六大以来反腐倡廉法律法规制度体系建设透视
“在坚决惩治腐败的同时，更加注重治本，更加注重预防，更加注重制度建设，加强领导干部廉洁自律工作，坚决查办违纪违法案件。”今年６月２５日，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在中央党校发表重要讲话时强调。
今年１月９日，在中央纪委七次全会上，胡锦涛指出：“加强对制度执行情况的督促检查，坚决维护制度的权威性和严肃性。”
２００６年１月６日，胡锦涛在中央纪委六次全会上强调：“做到用制度管权、用制度管事、用制度管人，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的制度化、规范化。”
反腐倡廉，制度是保证。
十六大以来，我们党不断加强以党章为核心的党内法规制度体系建设，国家加强以宪法为核心的法律制度体系建设，使反腐败斗争在“党纪”和“国法”两个制度的巨轮上前行，并取得令人瞩目的成就——
十六大以来出版的部分反腐倡廉法律法规制度书籍
1、修改党章宪法：完善反腐败根本准则
党治国理政必须建立完善以《党章》为核心的党的基本制度和以《宪法》为核心的国家基本制度，而其核心，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胡鞍钢认为，“就是以《党章》治党，以《宪法》治国”。
《党章》，是规范党员行为的根本准则，也是开展党风廉政建设的根本准则。
２００２年１１月１４日，党的十六大通过了部分修改的《中国共产党章程》。而这些修改部分，对十六大以来的反腐败工作影响是深远的：
——把“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写进《党章》。一些党员领导干部腐败堕落，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理想信念的丧失。而“三个代表”写入《党章》，有利于党员牢记责任和使命。
——增写了“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实行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结合的内容。这标志着党的执政方式的重大转变，有利于全党进一步增强法制观念，树立依法执政意识。
——明确提出“坚持党要管党、从严治党，不断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提高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的能力”；“加强对党的领导机关和党员领导干部的监督，不断完善党内监督制度”。
——在各级纪委的主要任务中，增加了“协助党委组织协调反腐败工作”的内容；在纪委的经常性工作中，增加了“对党员领导干部行使权力进行监督和保障党员权利”的内容。无疑，这有利于将反腐败斗争引向深入。
关于《党章》在反腐败中的作用，２００６年１月６日，胡锦涛总书记在中央纪委六次全会上指出，总结我们党自身建设包括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的实践经验，可以得出一个重要结论，就是要始终把学习党章、遵守党章、贯彻党章、维护党章作为全党的一项重大任务抓紧抓好。他强调，要进一步加强制度建设，加强以党章为核心的党内法规制度体系建设。
《党章》是“党内根本大法”，而《宪法》是“国家根本大法”，是全体公民包括所有党员、国家工作人员必须遵守的根本行为准则。２００４年３月１４日，十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通过并施行的《宪法修正案》，对反腐败也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如在“国家的根本任务”中增加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指引”。另外，将《宪法》有关内容修改为“公民的合法的私有财产不受侵犯”，新增“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这就意味着腐败所得的非法财产不受法律保护，禁止官员滥用职权、搞腐败而侵犯公民合法的人身权利、民主权利和财产权利。
2、规范从政行为：保证权力正确行使
对领导干部从政行为进行规范，是保证权力正确行使不被滥用的前提。党的十六大以来，在规范从政行为方面，不论是党内法规建设，还是国家法律建设，都迈出重大步伐。
在党内，２００４年，中央纪委、监察部发布《关于领导干部利用职权违反规定干预和插手建设工程招标投标、经营性土地使用权出让、房地产开发与经营等市场经济活动，为个人和亲友谋取私利的处理规定》，禁止领导干部违反法律、法规及其他政策性规定或者议事规则，利用职权影响正常市场经济活动，为个人和亲友谋取私利。
２００４年，中央纪委还印发《国有企业领导人员廉洁从业若干规定（试行）》，明确国有企业领导人员不得以权谋私，损害企业利益，防止可能出现的利益冲突。
当年４月，中央办公厅印发《党政领导干部辞职暂行规定》，明确“党政领导干部辞去职务后三年内，不得到原任职务管辖的地区和业务范围内的企业、经营性事业单位和社会中介组织任职；不得从事或者代理与原工作业务直接相关的经商办企业活动”。中办还印发《关于党政领导干部辞职从事经营活动有关问题的意见》，强调“切实从源头上防范领导干部辞职‘下海’诱发新的腐败行为”。中央纪委、中央组织部下发《关于对党政领导干部在企业兼职进行清理的通知》，重申党政领导干部不得在各类经营实体中兼职。
２００６年９月２４日，经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审议通过，《关于党员领导干部报告个人有关事项的规定》印发实施，有利于进一步促进党员领导干部廉洁从政。
在国家法律层面，有一部规范从政行为的重要法律面世，这就是２００５年４月２７日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１５次会议通过、２００６年１月１日起实施的《公务员法》。这部法律明确了公务员的条件、义务与权利、交流与回避、辞职辞退、法律责任等，从而使公务员管理纳入规范化、法制化轨道。
《公务员法》规定，“清正廉洁，公道正派”是公务员应当履行的义务。公务员不得玩忽职守，贻误工作；不得贪污、行贿、受贿，利用职务之便为自己或者他人谋取私利；不得违反财经纪律，浪费国家资财；不得滥用职权，侵害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这些明文规定，使该法成为公务员廉洁从政的基本准则。
规范从政行为，必须坚持依法治国基本方略，推进依法行政，防止行政权力对市场经济活动的不当干预。２００４年３月２２日，国务院印发《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２００４年７月１日，《行政许可法》施行。“《行政许可法》限制了政府规制的范围，有助于政府的职能转换和转移，建设‘有限政府’。”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北京大学公法研究中心主任姜明安认为，“它确立了许可实施的公开、透明原则，有利于防止腐败和滥用权力，建设廉洁政府。”
3、依法依纪严惩：让腐败分子得不偿失
“要深挖腐败分子，震慑腐败分子，让他们政治上身败名裂，经济上倾家荡产，思想上后悔莫及。”这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吴官正２００６年８月３日在纪检监察干部培训班上讲话时的一句名言。
如何才能提高腐败的成本和风险？最有效的办法就是依法依纪从严惩处腐败分子，使他们得不偿失。湖南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廉政研究中心副教授田湘波博士说：“廉政制度要得以贯彻和实施，要从根本上遏制住腐败的蔓延与恶化，必须以严厉的惩罚手段做后盾，加大腐败行为的政治成本和经济成本。”
党的十六大以来，严惩腐败的法纪之网越织越密、越织越紧——
在宏观纪律层面上，２００３年１２月３１日，《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正式颁布实施；２００７年４月４日，国务院常务会议通过《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自当年６月１日起施行。２００４年９月１７日，国务院发布《行政监察法实施条例》，自当年１０月１日施行。
在领域纪律层面上，２００６年２月２０日，监察部、国家环保总局制定出台《环境保护违法违纪行为处分暂行规定》。同年１１月２２日，监察部、国家安监总局制定出台《安全生产领域违法违纪行为政纪处分暂行规定》。另外，国务院还出台了《财政违法行为处罚处分条例》、《国务院关于预防煤矿生产安全事故的特别规定》，分别自２００５年２月１日、９月３日起施行。
在其他领域，纪律规范也在不断健全，如最高人民检察院２００４年８月１０日颁布了《检察人员纪律处分条例（试行）》。
在国家法律和司法领域，反渎职侵权工作法制化建设加快。２００２年１２月２８日，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３１次会议通过《刑法修正案（四）》和《关于〈刑法〉第九章渎职犯罪主体适用问题的解释》，前者在《刑法》第三百九十九条增加了“执行判决、裁定失职罪”，“执行判决、裁定滥用职权罪”；后者则对渎职犯罪的主体进行了明确。２００６年７月２６日，新修订的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渎职侵权犯罪案件立案标准的规定》颁布实施。它进一步细化了渎职侵权犯罪案件的立案条件，有利于加大惩治和预防渎职侵权犯罪工作力度。
此外，２００６年６月２９日， 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２２次会议通过的《刑法修正案（六）》，将商业贿赂犯罪的主体扩大到公司、企业以外的其他单位的工作人员。这意味着发生在医疗机构的药品、器械采购中的商业贿赂行为如收取药品回扣、赞助费、新药推荐费等数额较大的，也将以商业贿赂犯罪被追究刑事责任。
其他法律规制方面，最高立法机关还通过了《反洗钱法》、《物权法》、《反垄断法》等一批有反腐败内容的法律。自２００７年１月１日起施行的《反洗钱法》，正如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刑法室主任郎胜所说，对防止贪官资金外流是一个十分有力的措施。２００７年３月１６日，十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通过的《物权法》，从物的归属与利用的角度，规定了腐败行为侵犯公私物权的不正当性，对贪官非法所得说“不”，这为在民事上经济上处罚贪官提供了一个前提。如对外逃贪官的资产追回问题，中国政法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杨宇冠认为，可适用《物权法》和侵权方面的法律，通过民事诉讼途径解决。而２００７年８月３０日，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２９次会议通过的《反垄断法》，为遏制垄断性腐败，维护消费者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锻造了法律利器。
另外，在惩处贪官时，纪检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