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朱四倍

    新任昆明市委书记仇和上任伊始，就召开多个座谈会，请各个新闻单位提供近期报道，特别提出“要负面的报道，看看我们哪些做得不好或者不足，为市委下一步工作改进提供依据”。

    何谓“负面报道”？笑蜀先生在《为“负面新闻”正名》一文中指出：什么是“正面”什么是“负面”？这里的判断标准只应该有一个，那就是公共利益的标准。但凡有利于公共利益，就肯定是正面的；但凡不利于公共利益，就肯定是负面的。

    笔者认为，“负面报道”的价值体现在舆论监督上，体现在公民运用舆论工具发表自己的议论、观点和意见，对国家事务和社会事务、对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缺点、错误以及腐败现象进行评价或抨击，以达到对社会运行中的偏差行为进行矫正和制约的目的。

    因此，笔者以为所谓“负面报道”的说法应退出历史舞台，否则就是对公共舆论的戏弄。伴随着社会各方面的发展，政府的行政权也在不断扩张。公权力的不断扩大，会造成乱用、滥用公权而滋生腐败。因而人们寄希望于社会舆论这一监督机制，希望通过新闻媒体等公共论坛公开揭露权力滥用现象，在社会中形成一种不利于被批评者的舆论压力，使得政府及其官员能更好地服务于大众。

    西方行政学的创始人威尔逊认为，当公众评论直接关注政府的日常琐事和政府对日常工作方法的选择时，它当然就会像一个笨拙讨厌的家伙，像是一个乡下人在操纵一部难以驾驭的机器。但是无论是在政治还是行政方面，当对制定基本政策的更为巨大的力量进行监督时，公众的批评则是完全安全且有益的，不可缺少。

    仇和的理性也体现在这点上。但这种理性仅仅是官员个人的理性，而非制度的理性。期待在对待“负面报道”上，整个社会能从个人理性到公共理性不断演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