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文明本质上是制度文明。在体制转换、结构调整和社会转型期，一些领域中制度建设的缺失客观上造成腐败病毒易发多发，反腐败难度系数加大。在2007年元月召开的中央纪委七次全会上，胡锦涛总书记提出，把反腐倡廉工作融入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和党的建设之中，拓展从源头上防治腐败工作领域。那么，在当前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中，有哪些薄弱的软肋亟待击中，有哪些拦路虎亟待擒伏？对百姓广泛关注的这一热点话题，黑龙江、河北、陕西、湖南四省的纪委书记最近在接受半月谈记者独家访谈时，从不同视角深度剖析腐败根源，理性求解反腐对策。
软肋一：跑官买官渐趋隐蔽，换届浮躁症易发
杨光洪(黑龙江省委副书记、省纪委书记)：尽管黑龙江抓出了马德这样的卖官鬻爵者，但毋庸讳言，送礼、跑官的社会风气并没有完全根治。就像列宁所讲，习惯势力是最可怕的，社会风气的扭转比揪几个腐败分子、查几个大案要案还要困难得多。像马德案中直接送10万块钱要提一个官的情况，现在有没有呢？也有。但是多数人已不这么直接买官，而是间接进行长线感情投资。不管我今天求你办不办事，只要你是书记、领导，我就和你搞好关系。逢年过节我去给你送点钱，你生病、你家属有病的话，我也送点钱。马德等一些人的很多钱都是这么送上门的。渐渐地，就形成了一种社会风气：好像不送钱就不好使。在我国一些地方，经济并不发达，社会财富并不多，但盛行所谓的穷大方，穷显摆，借钱也得去请客送礼。所以，要恢复良好的党风、政风、民风，我们纪委战线还需要做大量工作，把党风廉政建设坚持不懈地抓下去。
许云昭(湖南省纪委书记)：不少民间顺口溜反映出官场关于干部提拔的某些潜规则。少数地方还是圈内人选圈内人，不跑不要的上得慢，甚至没份。空手套不住白狼，跑官要官一般总会伴生行贿问题。手头没钱怎么办呢？老板提供资金，拉票贿选。湖南极少数干部傍大款，一度到了官商勾结，形成利益联盟的地步。有些干部是直接、主动上了跑官、买官的贼船，有些人则间接、被动地跟着上了贼船。对此，在处理上总体上应该严格，但对具体人的处理也要区别对待，宽严有度。在少数地方，现在也出现了跑要职称、学历的新动向，值得重视。
臧胜业(河北省纪委书记)：我感到时下浮躁之风在一部分干部身上刮得很盛，突出表现在跑官要官上。一些年轻干部心思不是用在工作上，去千方百计解决群众的切身利益问题，而是老想着自己官运亨通，在一个岗位没呆几天，就琢磨下一个岗位。不久前，我们查处了秦皇岛市青龙县原县委书记，在他调整职位前，283个干部得到了他的突击提拔和调整。这说明有跑的，也有跑成的。对此，我们必须在教育和制度上加大工作力度。
王侠(陕西省纪委书记)：确实有极少数干部热衷于搞人身依附与裙带关系，编织自己的“关系网”，搞小圈子。这些人往往心浮气躁，特别是在换届或干部调整之际，一门心思拉关系，到处活动。跑官要官问题的根本原因在于选人用人机制，有人跑出了效果，很多人就会起而效仿。所以，解决跑官问题的有效办法，还是要深化干部人事制度改革。目前情况下，还应加强在这方面的监督。陕西针对市县乡换届过程中可能出现的跑官要官、带病提拔等违规违纪现象，派出4个巡视组开展换届专项巡视，对群众反映的问题一一核实，对3名有问题的干部取消了提名或予以免职，效果很好。
软肋二：对一把手的监督依然是难中之难、重中之重
许云昭：对各级党政一把手的监督始终是个薄弱环节，也是反腐倡廉的一大难点。根本问题是民主集中制落实不到位。在一些市县，书记说句话，县市长都不敢吭气，更别说其他党员干部了。湖南郴州原市委书记李大伦在当地就“占山为王”，大权独揽。我觉得巡视制度确实能发现不少问题，有助于加强对省、市、县领导班子特别是主要领导干部的监督。要注意选配刚正不阿、清正廉洁的优秀干部当巡视组组长、副组长，提高巡视工作规范化、制度化水平，及时掌握群众反映的苗头性问题，早发现、早纠正。
杨光洪：一些地方党政一把手权力太集中了，监督往往成了真空。这里面根本上是个体制机制问题。所以，权力还是应该合理分散、科学配置，建立分权机制和制衡机制。在党内监督的具体制度上，报告个人有关事项、述职述廉、民主评议、诫勉谈话、巡视和派驻、经济责任审计和质询制、问责制等，有助于在权力运行中增强党内监督的实效性，因此要认真执行好。
臧胜业：党内民主和党内监督，往往越往下越走样，特别是某些县委书记、乡镇党委书记“一言堂”、一人说了算比较严重。但这个问题不像贪污贿赂那样容易定性，查处起来比较棘手。关键要建立健全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既相互制约又相互协调的权力结构，从体制上保障权力结构合理化、权力配置科学化、运行程序严密化、权力制约有效化。明确各权力层次、权力主体的职责，逐步实行决策权、执行权和监督权分离，防止越位、缺位、错位。
王侠：我们听到一些反映，说是纪委监督太软，群众监督太远。监督不到位，监督乏力这种情况确实存在。当前要下大气力抓好党内监督。我们党内素有批评和自我批评的传统，但近些年弱化了。现在的民主生活会在有些地方成了互相评功摆好的专题会。陕西省纪委近年通过警示训诫防线建设，把党内批评制度化，将反腐败的关口前移，为干部树起一道“防火墙”。加强党内监督还有个重要环节，就是对监督出来的问题必须进行严肃处理，严格责任追究。但是，现在安全生产事故有人追究，重大决策出现问题，用人、上项目出现问题等，谁来追究、追究谁，都没有得到落实。因此，强化责任追究，监督才能到位。另外，还有一个整合监督资源，发挥整体效益问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监督体系，包括党内监督、人大监督、政府专门机关监督、政协民主监督、民主党派监督、司法监督、群众监督、舆论监督八大类，目标都是把权力运行置于有效的制约和监督之下，保证把人民赋予的权力用来为人民谋利益。任何一种监督形式、任何一个监督机构，都不能“包打天下”，要逐步形成监督合力。
软肋三：商业贿赂“水浑泥多”，手法多变
许云昭：去年，医药、教育系统查处了不少商业贿赂案件，主要是这两个系统人员一般没有很硬的后台，没人说情打招呼。治理商业贿赂重点还不在医药部门、教育部门，要着力打工程建设、房地产开发、矿产开发等领域的活老虎。诸如修路造桥重点工程，一旦发生商业贿赂，数额就非常巨大。交通等基础设施建设具有资金密集、点多、线长、面广的特点，湖南查处了省高速公路管理局原局长杨志达受贿案，全国交通部门的不少厅局长近年纷纷落马，这些不是偶然的。目前，房地产领域也成了一大块肥肉，在土地、规划、价格三个环节都容易诱发权钱交易。经济适用房有的也搞歪了，价格上如果每平方米多核定100元，几十万平方米下来，就会净赚几千万元啊。
王侠：当前，市场经济体制虽已建立，但还很不完善，商业贿赂赖以存在的基础一时难以从根本上消除。在专项治理工作中，既要治标，又要治本。针对自查自纠和查办商业贿赂案件中暴露出来的深层次问题，要用发展的思路和改革的办法，深化行政审批制度、财政管理制度、投融资体制等各项改革，加快构建防治商业贿赂的长效机制。
臧胜业：商业贿赂无孔不入，名目繁多，如送卡、送券、送证、提成、回扣等。一些领导干部的秘书等身边人以及妻子、子女等家里人收受贿赂后，插手招投标、商品交易，打着领导的旗号，到处牵线说情。陈良宇、王昭耀、丛福奎等案都存在这种情况。有些领导对商业贿赂一开始是抵制的，后来耳根软了，架不住老婆孩子的蛊惑，收一点贿赂，从此越陷越深拔不出来，收不了场。所以，有必要加强对领导干部配偶、子女从业情况的监督检查，开展一次申报登记。决不允许为领导干部的亲属谋取不正当利益提供方便。
商业贿赂问题涉及面确实很广，情况非常复杂。有些领域和行业的问题相当普遍，在一个单位内就涉及多个岗位、多个部门、多个层次的人员。要正确把握好法律政策界限，既要区分正常的商业交往与不正当交易行为的政策界限，又要区分违纪违规行为与违法犯罪的界限。既不能降低要求走过场，也不能脱离轨道，搞群众运动。
杨光洪：一些商业贿赂的方式更隐蔽了，更多变了。不是像过去那样送票子，而是送房子，送车子，送孩子。所谓送房子，就是拿一套房子给领导住，但不过户，而是以借的名义给他，住个十年八年也没人管。所谓送车子，我给你弄辆车，我也不说这个车是送给你的，你就开吧，开到报废拉倒。所谓送孩子，就是掏钱送领导干部的子女出国留学，或拉领导干部的儿子媳妇来自己的公司工作，一个月给很高薪水。这类问题怎么去处理？我们现在的法律跟不上。所以，要深入到市场经济新领域和深水区，摸清腐败现象易发多发部位和环节，前瞻性地出台相应法律和政策措施。
软肋四：谁来监督监督者
许云昭：对监督者的监督目前成为新难点。近年来，纪检监察部门地位日高，权力日大，工作半径扩大，因此也成为各种腐败分子拉拢腐蚀的重点对象之一。2003年以来，湖南常德、娄底、郴州三个市的纪委书记相继东窗事发，还有一位省纪委副书记落马。这在当地乃至全国引起不小的震动。“家丑外扬”并不是件坏事，为了预防“祸起萧墙”，我们加强了对全省2万多名纪检监察干部的监督，形成纪委内部的“纪委”。除了调整充实内部监督监察室外，还聘请党代表、民主党派人士以及新闻记者担任党风廉政建设监督员。我对许多市县纪检监察同志说，媒体有权利向公众反映真实情况，对舆论监督人为地设卡阻止是种愚蠢的行为。要形成全党抓反腐倡廉的氛围，不能单靠纪检一家孤军奋战。
王侠：监督无特区。纪检监察机关也应该接受各方面监督。失去监督、拒绝监督也会出问题，这方面的教训也不少。纪检监察机关也是执纪机关，要